本报记者 严斐

    每每听到别人夸赞自己如何敬业时，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主席杨棋彬总是将这个话题一笑带过。在他看来，工作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愉悦，意义也就减掉了一大半。早年来北京做“真维斯杯”总决赛评委，他总会和圈子里的三五好友跑到三里屯一带“观摩时尚”，10多年下来他对国内各个城市的熟悉程度，连同他的“港味普通话”越来越让人刮目相看。一切因热爱而起，笑称自己做生意常常为追求完美而不忍心计算成本，却在这些年的奔走咨询中总结出许多实用理论，这些对企业有用的东西，换个角度看也是选手的职场预备教材。

    评委和选手都要代表最高水准

    记者：做大赛专门评委多年来，您对“真维斯杯”最突出的感受是什么？

    杨棋彬：这是一个能够让人看到休闲装历史的大赛。因为它的时间跨度在业界至今无人超越，所以也可以说，“真维斯杯”大赛本身就是一个寿命很长的品牌。

    因为做这个大赛的评委已经超过10年，令我感触最深的当然也是评委的群体优势。从初评、分赛区决赛到全国总决赛，每个环节都会邀请不同的评委加入，总的算下来是一个数量庞大的“评委群”。选手一路过关斩将面对不同的评委标准，而这些标准基本上是国内设计领域最高水准的集合，或者说代表了全国的平均水准。由此体现出的公正性不言而喻。

    记者：迄今为止，大赛仍然无法逾越的障碍在哪里？

    杨棋彬：应该是社会参与度吧。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大赛中看到更多的优秀作品是出自学生之手，因为没有明显的“领跑者”，使得这些作品之间的较量略显局部，反映不出当下国内设计领域新锐力量的真实水平。

    这跟真维斯品牌的定位、“真维斯杯”大赛的定位都有一定关系，但我更希望主办方能看到，这是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白。由于在客观上品牌够不到某些人群，因而将这些人群视为目标客户的专业设计师也就较少将目光投向这里。

    外界互动比内部变化更有价值

    记者：经过这些年，大赛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杨棋彬：其实最难得的地方是“不变”。怎么讲呢？一炮而红比较容易，有些大赛在风光几年之后，或易主或销声匿迹。“真维斯杯”却始终立在那里，所谓“不变”就是坚守。

    大赛这些年在细节上的完善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这些内部的变化远远赶不上由它引发的外界互动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院校参赛力量的重新分配。像近两年突飞猛进的惠州学院，因为重视程度加强，选手的作品已经带来惊艳的感受。在西部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由大赛拉动当地设计教学全面提升的案例。

    记者：请为我们讲述一些在您做大赛评委期间特别难忘的小故事。

    杨棋彬：说实话，赛程期间为了避嫌，评委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选手，只是在赛后点评环节才能有机会交流。倒是有一点让我感触颇深，在真维斯公司里偶尔见到当年曾经被我点评的选手如今已经是业务中坚，新人的成长速度是令人兴奋的。

    记者：今年是“真维斯杯”20周年，请您为它日后的成长和改进提出宝贵的建议。

    杨棋彬：我注意到今年“真维斯杯”在推广方面有了结合终端的尝试，邀请11位动漫设计达人跨界设计“真维斯达人T恤”，并由这些达人将梦想转化为事业的传奇经历点出大赛主题“梦飞扬”的精神内核。虽然第一次尝试略显含蓄，类似真维斯品牌“稳中求胜”的哲学，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创意。目前看上去更像是“圈中圈”的营销理念，今后还可以大胆释放“圈外圈”效应，争取到更多现有客户以外的消费人群，或许可以成为“梦飞扬”的另一种诠释。

    训练产生积极的“第二反应”

    记者：请您从专业和经验的角度出发，对选手进行分类解析？

    杨棋彬：通常情况下分为两种类型：人才和人力。“人力”比较好理解，就是懂得做衣服的人，作品相对工整但缺乏灵气。“人才”就可遇不可求了，天分加品位这种东西是很难学来的，如果再有外力协助就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在比赛中的确能够发现不少人才，但他们有没有本事给自己找到合适的职业归宿，还需要其他要素的支撑。

    记者：通过选手的参赛表现以及您对就业市场的了解，请给他们一些合理化建议。

    杨棋彬：如果要我面试一个求职者，“聪明”可能是很关键的遴选标准。专业一点讲，就是看他的创意力和执行力结合度够不够高。企业的用人原则往往也是“成本导向型”的，效益和效率远比蛮干来得实惠。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性格，看他是否习惯性地运用正面思维来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在国外的教育理念中，工艺训练和思维训练是同等重要的。如果你是一个容易产生负面思维的人，通过训练使自己迅速产生积极的“第二反应”，同样可以胜任合格的职场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