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钱之光诞辰120周年，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三）
时间：2020-11-18 10:23:01 来源：中国纺织报
编者按：2020年是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原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同志诞辰120周年。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建立后，钱之光同志在领导我国纺织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以远见卓识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率领纺织工业广大干部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开辟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值此之际，《中国纺织报》特开展“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纪念钱之光诞辰120周年”系列报道，缅怀他对新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所做出的丰功伟绩。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政府各部委负责人员。曾山（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为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陈维稷、张琴秋为副部长。11月1日，纺织工业部正式开始办公。曾山部长当时在上海主持华东财委工作，纺织工业部工作实际由钱之光主持。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任命蒋光鼐（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抗日名将、爱国将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部长，免去曾山的部长职务。钱之光仍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同年，中共中央任命钱之光为中共纺织工业部党组书记（在曾山为部长党组书记时，钱之光为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他同党外正副部长亲密合作，共同为发展纺织工业而奋斗。此后，钱之光一直担任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直到1981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顾问。在这32年中，钱之光始终以他的远见卓识、求真务实的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只用了一代多人的时间，就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十多亿人口大国的穿衣问题。从世界工业发展的历史来说，纺织工业素有“母亲工业”之称谓。它不仅担负着“衣被天下”的重任，更要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提供可靠的资金积累。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从发展纺织工业开始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建国初期，纺织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5%，穿的商品在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20%，是中国近代工业中最大的一个产业部门，更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全国解放时，由于国民党长期的腐败统治，工农业生产凋敝，国民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49年工农业生产已跌入历史低谷。以1949年与历史最高年产量相比，煤减少了一半以上，铁和钢减少了80%，工业生产平均减少了近一半。以纺织工业来说，1949年全国棉花生产量只有890万担（44.5万吨），仅为1936年最高年产量1700万担（85万吨）的52.4%。棉纱产量下降到180.3万件（每件纱重181.44公斤，总重32.7万吨），仅为1933年最高年产量244.7万件（44.4万吨）的73.7%；棉布产量下降到18.9亿米，仅为1936年最高年产量27.8亿米的68%。在全国5亿人口中，城市平均每人棉布消费量只有7市尺多一点（2.33米），农村仅有5市尺（1.67米）左右。由于纱布减产，加上投机资本兴风作浪，城乡市场纱布价格飞涨，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又由于我国的纺织工业是长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饱受国内外反动势力压迫，有着深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1.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占支配地位。在全国500万棉纺锭中，官僚资本占了将近40%，而且绝大部分是从战败国日本手中接收的日资企业。民族资本一直处于被排挤、被压抑的地位。2.主要生产设备几乎全部依赖从国外进口，甚至连主要机配件也要靠国外供应。3.纺织原料严重不足。我国本来有生产棉花、羊毛、麻、蚕茧等纺织原料的良好自然条件，但由于受战乱影响，广大农村陷于破产，纺织原料生产大为减少，长期依赖从国外进口。4.纺织企业基本集中在少数沿海城市，远离广大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旧中国棉纺设备的47%和毛纺设备的73.5%。5.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劳动条件差，生产效率低下。新中国的成立，全国人民期待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一个满目疮痍的祖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1950年就提出：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1951年2月，他又进一步要求：以三年时间做准备工作、恢复工作，争取在1953年开始十年建设。钱之光受命主持新中国纺织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任务之重大，工作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他带着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托，首要的使命就是把这样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部门，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恢复起来，并为今后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按照当时各类经济的分类，全国纺织工业企业分为国营、地方国营、中央公私合营、地方公私合营和私营五大类。中央人民政府规定纺织工业部的职能，一要直接管理国营和中央公私合营纺织工业企业。这些企业是解放时各地接管的官僚资本纺织企业转制而成的，其中最大的是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该公司在上海、天津、青岛和辽宁等地有85个工厂，其中棉纺织厂有38个，共有棉纺锭177.8万锭，占全国棉纺锭的35.6%；其余为毛、麻、丝纺织、针织、印染和纺织机械、纺织器材等，多数为大中型骨干企业。地方国营、地方公私合营和大量私营纺织企业，则由各有关省市具体领导和管理。二要对全国纺织工业统筹规划，进行方针政策和技术方面的领导。部机关组建就绪后，钱之光遵照周恩来总理对政务院各部委的要求，分别召开纺织各行业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其目的：一是了解各行业的实际情况，二是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从1950年3月份开始，相继召开了全国公营纺织会议（1950年3月2日~22日）、公营纺织机械厂会议（1950年3月2日~22日）、全国毛麻纺织会议（1950年6月1日~9日）、全国复制印染会议（1950年7月18日~29日）等专业会议。在此之前，贸易部在1949年11月17日召开了全国丝绸会议，1950年1月12日，中财委批准贸易部所属中国蚕丝公司划归纺织工业部领导。这些专业会议有的由钱之光亲自主持并作会议总结，并请国家领导同志到会讲话；有的委托其他副部长或有关司局领导主持。用这样的方法，贯彻党和国家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同时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听取意见，集中各方智慧，制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方针、措施。钱之光在全国公营纺织会议的总结中指出，1950年全国纺织工业的总方针是：根据国家财政和原料供应情况，在现有基础上，恢复与改进生产；彻底改造旧企业，对接管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和压迫工人的反动、腐朽的管理制度，加以整顿和铲除，实行民主管理化，进一步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按照经营企业化的要求，在国营企业建立经营管理责任制和经济核标制度，为国家积累资金，稳步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到会作重要讲话，指出：“纺织工业的发展，对于今后整个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纺织工业品，是人民生活所必需。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还没有衣服穿，特别是在农村。因此，尽管目前我们已经有517万纺锭，拥有将近40万工人，规模已经很大，但离实际需要还是很远，这就是说，纺织工业有着广大的发展前途，是可能发展和必须发展的。”“我们没有足够的重工业，就有了这个规模不小的轻工业，这是畸形的发展。中国纺织工业过去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家办的，作为他们统治人民剥削人民的工具，现在掌握在人民手里，这就不仅要能够解决穿的问题，还要积累资本，帮助重工业发展，使轻工业的发展有真正坚实的基础，这是纺织工业同志们建设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你们要把它担负起来。”“纺织工业在过去一年中，有很大的成绩，第一恢复得快，第二有改进，使成本减低，质量提高，产量增加，贪污浪费减少了。”纺织工业仍有很多困难，原棉不足，敌人轰炸和封锁，纺织品销路不畅，这些只是暂时的困难，但是在共产党面前，在工人阶级面前，是没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的，我们应当有信心。“今后除建立新式棉纺工业外，还必须发展毛、麻、丝等工业。”“纺织工业要向内地发展，向原料产区发展，为农村服务，这是改变我们的殖民地性工业为人民工业的关键。这些正确的方针，一定要坚持和贯彻下去。”“工厂中必须实行民主管理，才能发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才能真正的普遍自觉的做到节约，防止浪费，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产量，搞好生产。”朱德副主席同时还号召广大纺织职工努力生产，积累资金，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之后，钱之光在全国毛麻纺织会议的总结中，针对毛纺业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困难，对毛纺织业提出三条生产方针：（1）采取尽可能维持的方针，凡设备齐全，技术较高的，应该帮助他们维持下去；（2）生产应转向，应以生产工业用呢及成品大众化为方针；（3）争取出口有困难，主要靠自己，但政府尽量帮助。对麻袋工业，既有原料又有市场，原有设备不够，可以有计划地发展。亚麻、苎麻应该重视。复制印染会议认为，印染复制业由于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原料供应和市场需要，这种情况解放前早就存在。在目前情况下，印染复制业只能维持现状。全国丝绸会议认为，家蚕丝目前以恢复生产为主；柞蚕丝外销畅通，生产成本较低，应大力恢复与发展。在外销方针上，家蚕丝以生丝为主、绸为副；柞蚕丝以绸为主、丝为副。全国纺织机械会议认为，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基本任务：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修配纺织机件的分工，逐步改善各厂纺织零件的制造，并以供应各地区所需纺织机配件为首要任务，同时准备纺织机械成套生产的总计划。通过各种专业会议，虽然指明了各纺织行业恢复生产的方针和方向，但更使钱之光和其他纺织工业部领导同志了解到，在实施过程中还有许多相关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最紧迫的是要解决原料（主要是棉花）的供应问题。原料不能充分供应，就谈不到生产的全面恢复。其次是彻底改造旧企业，从民主改革和改善生产劳动条件入手，进一步调动广大职工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使广大职工能积极参与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中来。解放前，纺织工业主要靠进口棉花维持生产。解放后，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棉花的供应成了纺织生产的首要问题。1949年7月下旬，因棉花供应困难，上海中纺公司所属各厂不得不减少生产班次，从6月份每周开工五昼夜减少为每周开工四昼夜。8月，钱之光随陈云去上海参加由中财委召开的全国财政经济会议。当时，投机资本抢购“二白一黑”（指粮食、纱布和煤炭），先后刮起过四次全国性的物价大涨风。纺织品不但是军需、民用的主要物资，也是调节市场的重要筹码。这次会议，中财委为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就恢复纺织工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8月8日，陈云在会上指出：“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重要手段。”“要恢复纺织生产，安排棉花收购。这几个月，纱厂生产能够维持现状，每周开工三昼夜到四昼夜，这是好的。”会议布置了棉花收购计划。陈云要求，“计划收购共计480万担，如果能弄到这个数目，则明年纺织厂开工情况不会比今年坏”，“组织购棉这件事，担子很重，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可以办好的。”8月15日陈云在财经会议总结中提出：要成立一个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的花纱布公司，统一供应棉花，收购纱布，既使有限的原棉通过合理分配以维持公私营纺织企业生产，又可以依靠国营贸易部门把主要商品控制起来，便于同投机资本作斗争。陈云又指出：“维持现有生产虽有困难，但尚有维持的条件。可以设想，把现有纱锭打八五折（这是正常状况），然后再打个八折，即每周开工五天五夜，究竟能维持到什么程度，今天还不能定，要等棉花下来后再说。”“华北、华东、华中都要保证棉花收购计划的完成。”钱之光随陈云到上海参加这次会议，是他直接参与纺织工业的前奏。当时出任上海花纱布公司副总经理的祝华（原任上海大厦军代表），就是由钱之光推荐，经上海市军管会同意任命的。钱之光从上海回到北平不久，中财委又授权他主持在北平召开全国棉花会议。这是中财委为了恢复纺织生产，稳定经济，稳定市场的又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对钱之光来说，则使他从此与纺织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次会议从9月22日开到9月29日。钱之光在会议总结中指出：“纺织工业在全国轻工业中占最大的比重，过去一部分的原棉依赖帝国主义国家供给，本国棉花未能适应需要迅速发展。目前主要产棉区及各纺织工业中心已经解放，为了改变纺织工业的殖民地性质，维持和恢复纺织生产，以促进人民经济的发展，并为维持和相当改善广大纺织工人的生活，因此本年度原棉供应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单纯的采购问题，而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钱之光说：“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此次召开棉花会议，系根据上述认识，并依据本年8月上海会议的决定，进一步研究解决本年度原棉收购与供应问题，原棉加工检验分级问题，扩大明年棉田改良品种问题，以及成品调剂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等问题。”这次会议，对1950年全国棉花收购、分配作了统一安排。最后提出建议经中财委作出决定：1950年将棉田扩大到5400万亩，实际扩大到5679万亩，比1949年增加36.7%。会议还决定，为了照顾棉农利益，适当提高了棉价，并确定各地棉粮比价；改良棉种，成立棉花检验所等措施。1950年4月，中财委又决定在纺织工业部成立纤维检验所，统一管理棉花检验工作。棉花检验标准由纺织部、贸易部、农业部等共同制定。同时，还决定进口斯字棉5A、斯字棉2B、岱字棉15、珂字棉100等优良品种，全面更换中棉和小洋花等旧棉种。各有关省市，积极贯彻这次会议精神。11月12日到22日，华东纺织工业部在上海召开首届华东纺织会议，确定实行计划生产和扩大棉田种植面积，争取一两年内达到原棉自给。纺织工业部曾山部长、钱之光副部长到会作了指示。这年的10月中旬，全国又一次爆发了物价涨风，纱布首当其冲。对此，中财委作出统筹决策，决定于11月下旬，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西安等大城市，同时抛售纱布，运用经济手段控制市场，严厉打击投机资本。11月初，钱之光正在组建纺织工业部时，又接受中财委的委托，先后到上海、汉口灵活调度两地库存纱布，以落实中财委的决定。他到上海摸清纱布生产、库存和市场情况后，决定将上海部分库存纱布调往武汉，并亲自押车。当时货车上既无铺位，也无茶水和饭菜供应，旅途十分劳累。当纱布运抵武汉后，中南区财委的刘一清、曾传六等看到仓库内堆满了纱布，都十分高兴。这批纱布保证了武汉市场按时抛售，从而稳定了物价。这次上海、武汉之行，他还根据陈云指示，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以保证上海纺织企业开工生产。1950年棉花丰收，共产棉1400万担，为1949年的156%；到1952年，棉花产量已达到2607万担，从而缓解了解放初期纺织工业原料供应紧张的状况。1951年6月18日，中财委主任陈云，副主任李富春、薄一波向各省、市、区和各部委发出《为突击增产纱布两个月》的电报指出：前因原棉不足，影响停工减产，致使纱布存底薄弱，加以全国丰收，人民购买力不断提高，纱布需要量激增，现为充实纱布供应力量，拟自11月份起全国公私营纺织厂一律突击增产两个月，以供需要。纺织工业部根据中财委安排，迅即组织全国棉纺织厂突击增产纱布。各地迅速行动，到11月底，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增产数额。为此国家表彰奖励了纺织职工，在青岛修建了全国第一座纺织工人疗养院。钱之光和全国纺织工会主席陈少敏亲自为疗养院建成剪彩。棉花生产的丰歉，直接关系到纺织生产的增减。钱之光安排纺织工业的生产，首先是考虑棉花的平衡。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总理，在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每年都亲自抓棉花生产，以保证纺织工业的健康发展。解放后，工人阶级翻身当了国家主人，但接管的旧企业，还存在不合理的压迫工人和有损人格尊严的封建压迫制度，严重束缚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根据钱之光1950年3月在公营纺织厂厂长会议提出实行民主管理的部署，1950年4月，国营纺织企业全部废除搜身制度（上海率先于1949年11月1日在上海第十棉纺织厂工会成立大会上宣布废除搜身制度，嗣后各棉纺织厂相继废除）。1950年11月，上海各私营厂也全部废除了搜身制。1951年3月20日至4月10日，纺织工业部召开全国国营纺织厂行政会议，党政工三方面都派代表出席。会议决定：（1）不合理的压迫工人的制度，“拿摩温”制度等，应予废除“拿摩温”是英文number one的谐音，意即“第一号”，是旧中国工厂中工头的别称。最先只用于外资纱厂，以后华资纱厂也沿用此名称。有的工厂叫“堂信”，蚕丝厂叫“备车”。旧中国的纺织厂里，每一个车间都有一个“拿摩温”。“拿摩温”不参加劳动，专门监视、管理工人干活。他们可以开除、处罚工人，随意打骂工人。工人进厂、逢年过节和“拿摩温”家婚丧喜庆，工人都得向“拿摩温”送礼孝敬。有的“拿摩温”还在工人工资中捞取回扣；乘工人之危放高利贷进行盘剥；甚至仗势凌辱和奸污女工。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结合民主改革运动，民主产生生产小组长后，“拿摩温”制彻底废除）。（2）现在继续留在工厂中为非作恶的破坏分子，应立即清洗。（3）凡压迫工人很厉害，为多数工人十分痛恨，而现在作风未变的，应予开除。（4）对于那些过去压迫工人，现在已改变作风，现仍为工人十分不满的，应使其向工人道歉，或调动职位。（5）毫无技术，而占据高位，领高薪者，应撤换工作。会后，各地国营纺织厂为了坚决废除“拿摩温”制度，按照上述行政会议决定的政策，着重以教育为主，对于“拿摩温”按照不同情况作出区别对待。废除“拿摩温”制以后，民主选举生产小组长，工厂行政组织实行厂长—车间主任—生产组长三级制的领导体制，并制定了各级生产责任制和工人岗位责任制。这一改变，对各厂生产改革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1951年1月19日，钱之光代表纺织工业部在政务院第68次政务会议上作《关于纺织工业部1950年工作总结及1951年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指出，近一年来，在纺织企业进行了初步的民主改革，大部分纺织厂已经废除有损工人尊严的相关制度。经过这些工作，大大调动了广大职工的主人翁积极性，使生产经营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轨道。针对纺织厂生产劳动条件差，影响了工人人身安全和健康，纺织工业部于1951年2月16日~3月9日，专门召开辅助设备会议，研究改善全国纺织工人劳动条件，提高生产效率。会议交流了各种降低车间温度的经验，要求各地在6月中完成改进空气调节设备工作。会后多数国营企业在车间增添了通风降温设备，增加了安全防护装置，并新建了职工宿舍、医院、托儿所、哺乳室等福利设施。1952年12月18日，纺织工业部再次发出指示，规定车间最高温度，要比1951年的规定下降华氏2~6度，并要求各地为争取今后二三年内基本上解决高温问题做好工作。1953年5月，纺织工业部与全国纺织工会联合召开全国纺织工业劳动保护工作会议，贯彻安全生产、预防为主的方针，提出在企业中建立安全卫生责任制，改进机械设备和安全防护装置，改善通风降温，建立卫生保健网，并建立劳动保护的专职机构。工人们称过去高温闷热的车间现在是“车间里的春天”，“是第二次解放”。与此同时，还进行了工人工资改革。1951年10月10日，纺织工业部公布《棉纺织工人工资制度调整方案》。规定计时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计件工人废除累退，实行无限制计件工资制。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后，青岛纺织管理分局为解决棉纺织厂的劳动力过剩问题，逐步改开三班八小时制。由于事前有充分准备，依靠群众，党政工团密切配合，稳步慎重，因而是顺利的、成功的。1952年9月12日，中共纺织工业部党组就此向毛主席、党中央、政务院党组、中财委党组报告。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从此各地国营纺织厂普遍由一日两班、每班10~12小时改为三班、每班8小时工作制，私营纺织厂到1953年也完成了这项改革。纺织工业的每日三班8小时工作制，成为当时解决城市就业，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办法。经过这些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主人翁积极性和劳动热情，投身于纺织工业的恢复工作。为了促进纺织工业生产的恢复，钱之光在狠抓棉花生产的恢复和增产、调动职工积极性等一系列措施外，特别注意抓好纺织机配件生产，保证生产设备正常运转。这是钱之光在抓纺织工业恢复和发展中，始终抓住不放的三项重大工作：一是原料；二是生产力；三是生产手段。继1950年3月召开全国公营纺织机械厂会议后，1950年9月7日，纺织工业部又发出《为明确各地纺织机械生产方针与当地纺织厂配件修造规定的通知》，规定各纺织机械厂以供应各地区纺织机配件为首要任务；同时，要求各地纺织工业主管部门组织纺织厂附设的修配力量，生产机配件，以保证各纺织厂的正常生产。恢复和提高生产的又一项重要措施是提高生产力。为此，在全行业开展了增产节约的劳动竞赛，在竞赛中总结推广先进经验。1951年4月，在纺织工业部和全国纺织工会的组织下，青岛、天津、东北纺织职工签订《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合同》。在他们的推动下，全国纺织职工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蓬勃开展起来，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并在竞赛中涌现出大批先进人物，他们努力钻研技术，改进操作方法，创造了许多新纪录。1951年8月，纺织工业部和全国纺织工会组织力量，总结了青岛国棉六厂女工郝建秀创造的细纱挡车巡回工作法的经验，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同年9月，全国纺织工会在青岛举办学习班，推广《郝建秀工作法》；10月，纺织工业部正式发出《关于普遍开展郝建秀工作法的指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部委首次在全国推广以普通工人姓名命名的先进操作技术。此后，纺织工业部和全国纺织工会又联合总结出《“五一”织布工作法》《“五三”保全工作法》，推动了全国纺织工业操作技术的发展，保证了纺织产品产量、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52年10月18日，纺织工业部发出《关于巩固先进经验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纺织工业局、各纺织厂成立推广先进经验小组，普遍地进行一次推广先进经验的补课工作，订出切实可行的必要制度，使这一工作深入普遍地开展下去。在恢复公营纺织企业生产的同时，对为数众多、产值占纺织工业67%的民族资本企业，也急需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从1950年开始，国家对私营企业就把原来“临时收购、以花易纱”的联系方式改变为“加工定货”。1950年5月，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对纺织工业部指出：“纱布依然是我们物资中的弱点，决定对内对外增购棉花，扩大委托上海私营纱厂代纺代织数量，力求在短期内增加纱布实力。”又指出：“在华东，最重要的是纺织工业，要采取国家调拨原料、私营工厂加工的方式，以维持生产。”当时实行“加工定货”，目的既是为稳定物价，增加控制市场的纱布实力；也是为帮助私营企业摆脱资金、原料的困难，使生产纳入正常轨道。这对私营企业的改造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步骤。实行“加工定货”，需要制定合理的工缴费用。原来实行“以花易纱”，是国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私营企业配售原棉，借以解决私营厂的原料问题；实行“加工定货”以后，就要改为国家除按每件纱实际需要的原料数量配给原棉外，对工缴费（包括利润）和税金，都改为现金支付。工缴费用标准的确定，不单纯是一个具体的业务计算问题，它对于正确利用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和处理好公私关系，具有很强的政策性。中财委主任陈云亲自指定这项任务由钱之光负责处理。钱奉命后，便与私营企业的代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他首先通过调查，掌握了棉纱生产成本与一般利润、税收等第一手材料；同时，对国家提出的“加工定货的合理利润，一般按照正常合理经营的中等标准计标”的基本政策精神，反复进行了推鼓，从而对棉纱的合理工缴水平，做到胸有成竹。经过与几个地区的民族资本纺织企业的代表等协商讨论，大家都同意钱之光提出的意见，认为符合实际，能够照顾到私营企业的利益，可以鼓励他们经营的积极性，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国家的公私兼顾政策。当时，上海私营纺织企业的资本家并不看得起共产党。陈云要钱之光来处理对私营纺织厂实行“加工定货”制定工缴费的标准，工缴费怎么算？算多少？争议很大。计算工缴费是在陈云领导下，纺织工业部领导和上海纺织资本家的一次交锋。钱之光的计算，既精确又考虑周到；既体现了政策，又适当照顾了资本家的利益。这使上海纺织业老板折服了。上海安达厂的大老板刘靖基（此人后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由此称赞钱之光是“铁算盘”。这项政策执行后，1950年7月，上海实行“加工定货”代纺代织的私营纺织企业达到私营纺织企业总数的90%。这些代纺代织企业通过工缴货价的管理和核算，在正常发展生产的同时，经营管理更获得逐步的改善。到1952年，私营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已经达到80%以上，棉纱产量也比1949年增加了50%。私营企业从此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钱之光带领纺织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在党中央和政务院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使纺织工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纺织工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到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结束的1952年，纺织工业的主要产品产量，已经超过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棉纱产量达到362万件，比1949年的180万件提高了一倍；棉布产量达到38亿米，比1949年增加一倍多。麻纺织品、丝绸等产量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纺织工业的职工人数由1949年的76万人增加到100万人；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的纺织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由1949年的0.99亿元增加到7亿元，增加6倍多。纺织品的市场供应也随之增加。棉布人均分得量1949年只有3.49米；到1952年，在全国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增加到6.66米。各地纺织企业的生产都已走向正常，建立起了较合理的管理秩序。纺织企业的管理工作比较扎实，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钱之光在悉心部署和组织纺织工业的恢复工作并初见成效后，就把注意力重点转向做好大规模建设的准备。1951年1月19日，钱之光在政务院第68次政务会议上作《关于纺织工业部1950年工作总结及1951年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并经同次会议批准。报告提出了1951年纺织工业的方针是：提高生产，改善管理，重点建设，准备发展。在此之前，1950年11月22日，纺织工业部就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棉纺织会议，决定1951年棉纺织工业实行这一方针，并确定1951年麻袋工业的方针是：节约成本，发挥设备效能，提高产量，改进管理，准备发展。这些会议都提出重点建设稳步发展的问题，目的在于引导大家要为大规模建设做好准备。钱之光强调，我们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一大堆，但一定要从设备、人才等基础开始，并要立足于自力更生，靠自己动手，不要等待，不要依赖别的部门。第一，根据纺织工业建设需要，于1951年8月15日召开全国纺织机械制造会议，研究和讨论调整生产能力，分配制造任务以及制订棉纺织机械技术标准等，解决新建棉纺织厂急需的成套设备。现代化的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厂也于1951年4月正式动工兴建。第二，为准备大规模建设培养技术人才的直属华东纺织工学院在1951年7月正式成立。第三，1951年7月纺织工业部正式成立新民工程公司，承担部分新建棉纺织厂的设计和建设工作。第四，1952年7月，纺织工业部机关成立基本建设局、机械制造局、劳动工资局、基建设计公司，以适应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各大区纺织工业管理局也相继成立基本建设处。同时以新民工程公司的技术干部为班底，组建基本建设局设计公司，并相继组建了纺织工业部直属的华北、西北、华东、中南4个建筑工程公司。第五，1952年12月15~23日，纺织工业部召开纺织工业基本建设会议，总结自1951年以来建设4个棉纺织厂和经纬纺织机械厂、哈尔滨亚麻纺织厂（由苏联援建）的经验，强调基本建设工作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要有正确的勘测和设计，要加强施工的管理，要积极地有计划地培养和组织基本建设力量，还要加速培养技术力量适应新厂建成后的迫切需要。这些工作都为“一五”计划时期纺织工业大规模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53年，国家在胜利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纺织工业随之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这一年的秋天，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会议，专门讨论纺织工业的发展问题，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钱之光代表纺织工业部党组汇报了纺织工业的基本情况和有关建设规模的意见。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他同意钱之光在汇报中提出的分析，并且认为在计划方案中，发展规模还可以再大一些。他说：“不是180万锭，也不是250万锭，而是300万锭。”会议进行中，涉及棉花供应问题，于是又把主持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请来一起研究。会议从晚上7时一直开到深夜。就在这次会议上，原则上确定了我国纺织工业大规模发展的决策。随后，于8月10日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目前纺织工业基本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的报告》。钱之光说：“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纺织工业完成了企业的恢复和初步改造工作，并使纺织生产有了一些发展。国营企业曾先后进行了民主改革，发动职工群众开展劳动竞赛，推广先进经验，并进行了工时和工资等方面的改革，生产量和劳动生产效率逐年均有增长。”纺织工业今后的指导方针和任务是：第一，在不断改善企业管理，提高技术水平和改进设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在力量，增加生产，提高质量，保证人民生活需要。第二，根据需要与可能，在中国腹地产棉区，有计划地建设新厂，扩大内地纺织工业的基础。第三，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比重不断增长的前提下，正确领导私营企业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并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挥其积极方面的作用。不到两个月，10月8日，中共中央即作出对《纺织工业部党组关于目前纺织工业基本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的报告》的批示：（一）中央批准纺织工业部党组关于目前纺织工业基本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的报告。希望纺织工业部所属各企业按此执行。原件及中央批示一并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党委和中央各部门参考。（二）纺织品的供应是关系全国人民生活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特别是与农民联系的一件大事。因此，在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与继续努力发展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的方针下，应及早注意适当地发展纺织工业的问题。根据全国人民对棉布的需要与纺织工业部在报告中所提的意见，中央认为纺织工业系统除努力发展现有企业设备的潜力外，在5年内应考虑至少争取增加300万左右的纱锭（包括50万锭扩建在内）而不是250万纺锭，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基本上满足人民群众对棉布的需要。为此，中央责成纺织工业部党组根据中央的指示，认真地、切实地研究纺织工业五年建设方案和逐年建设进度计划，并提交国家计划委员会审核后报中央批准；同时，纺织工业部门应积极地有计划地逐步加强基本建设的力量，特别是技术力量，以适应基本建设逐年进度的需要；应积极地有计划地在现有企业中培养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以适应新建企业开工生产的需要。此外，纺织工业部应切实计算随着纺织工业生产力量的增长，提出逐年所需原料（棉花及其他经济作物）的数量、品种和规格。商业部和合作社应改善棉花收购工作，加强对私商的控制。除必须者外，一般应禁止私商收购棉花。农业部应切实研究并提出增产棉花的具体计划，并应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重点。为了扩大棉田单位产量，应增加磷肥的生产，责成重工业部会同农业部加以研究。以上各项经各有关部门研究后，一并交国家计划委员会审查，并在编制五年计划中一并考虑。（三）满足人民群众棉布的需要，不仅要注意数量（自然数量在今天还是首要的问题），还应及早注意纺织品的质量、品种和花色的问题。随着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民对纺织品将要求更好的质量和更多的品种、花色。这种趋势势必还要发展，如果我们不及早注意这一方面，不采取有效办法来提高国营纺织工业产品的质量、加强印染、增加品种花色，则会使我们的产品不为群众所喜欢，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势必形成积压，这就会使国营纺织工业，在领导私营纺织企业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纺织工业部应特别注意加强新产品的设计工作，认真研究提高产品质量。（四）国营纺织工业这几年来在发挥设备效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料、降低成本等方面，是有成绩的。为了供给人民群众以物美价廉的产品，为了给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的不断增长，纺织工业部应继续努力防止和克服自满情绪、保守思想和某些浪费现象，加强对私营纺织企业的领导，引导其逐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进一步提高纺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为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而斗争。中共中央的这个批示，充分说明了纺织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指明了纺织工业今后几年的方向。批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努力配合纺织工业部门，解决纺织生产中的有关问题，以加快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适应人民衣着和国家建设的需要。这几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听取钱之光关于发展纺织工业的汇报；并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中南海瀛台办了一个纺织工业小型展览会，以实物形式汇报纺织工业的发展成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临参观，充分肯定纺织工业发展的成就，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后来，毛主席又专门听取包括纺织部在内的各经济部门的汇报。钱之光专门组织各省、市、区有代表性的纺织企业，总结经验，反映情况，提出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向党中央写报告，并在总结企业经验的基础上，就纺织工业的发展问题，直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陈述纺织工业的发展情况、经验、问题和今后工作设想。毛主席充分吸取了各经济部门的情况反映，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中，都把发展轻工业（包括纺织工业在内）看作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周恩来1953年9月8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第49次常委会上的报告，对发展轻工业的重要意义说得很明确。他说：把重工业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环节，是不是意味着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呢？“所谓集中主要力量，不是集中‘一切’力量；不是要冒进；不是搞重工业，其他就不搞了。”他说：“轻工业是保证人民需要的。现在人民的购买力一天比一天提高，既然有这样大的购买力，就要逐步满足他们的需求，就要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同时轻工业发展了，就便于积累资金。所以对轻工业的相应发展，我们党和国家是不能忽视的。”在纺织工业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8月10日，钱之光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时，提出的三项任务：（1）发挥现有企业潜力；（2）有计划地建设新厂；（3）发挥私营纺织企业的积极作用。这是钱之光为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发展轻工业的一系列指示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当时大规模的新厂建设刚刚起步，虽然每年都有新厂投入生产，但提高纺织工业的生产力，增加生产，主要还是要靠现有企业。在三年恢复时期，纺织工业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恢复了棉花生产，进行了民主改革和工时工资改革以及劳动条件、生产条件的改善，职工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就为“一五”期间的更好、更快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此基础上，钱之光在每年召开的厂长会议和有关生产会议上，都反复强调要抓好生产和技术管理工作，安排好老厂设备改造和填平补齐，以及根据原材料的供应情况，组织好有序的生产，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1953年12月底，纺织工业部向党中央作《1953年工作总结与1954年工作部署的报告》就提出：1953年是国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纺织工业比较全面地完成了生产计划，并超额完成了新厂建设任务。1953年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计划管理的思想，已在一般干部与工人群众中建立起来。二是抓紧解决了纺织生产上的几个关键问题，包括解决细纱断头率，强调提高产品质量，改进老厂的通风降温设备，总结《“五三”机器保全工作法》。三是通过增产节约，提高各级领导水平。四是完成了新厂建设任务，发展了基本建设力量。报告提出了1954年的工作方针：应以加强计划管理，推行作业计划为中心；加强技术管理，推广先进经验；建立与健全生产区域管理责任制。这些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进一步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1954年2月召开的全国国营纺织厂厂长会议，国家副主席朱德到会作了重要指示。会议确定1954年纺织工业的方针和任务是：以继续加强计划管理、推行以作业计划为中心，进一步加强技术领导，推广先进经验，开展劳动竞赛，有步骤地建立厂长负责制、生产区域管理制及其他有关责任制，继续改善劳动组织，大力培养干部，加强财务成本管理，逐步贯彻经济核算制，把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一步。发挥现有企业潜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现有设备的改造和填平补齐。1954年8月，纺织工业部确定了老厂改造的方针原则。主要是：在现有厂房和设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潜在力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增添设备，缩短工艺流程，局部改装和增添为主，并适当地在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对部分设备进行更换，达到保证生产、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目的。同时，相应地在福利设施和职工住宅方面，部分加以解决和提高。随后的几年中，由于纺织机械的发展，这些方针得到了顺利的贯彻。上述一系列措施得到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企业的面貌，生产能力得到很大的发挥。以棉纺工业为例：1957年与1949年相比，设备利用率提高了20%以上；中支棉纱全国平均1000锭每小时产量由18公斤提高到25公斤，增加了34%；每件纱平均用棉量由210公斤减到193公斤左右，减少了8%，细纱工人看锭能力由每人看300~400锭增加到800锭以上。为了使有限的棉布资源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从1954年开始，国家对棉布实行统购，发放布票，实行按计划定量供应。在这以后，布票的发放和兑现，牵动着全国亿万人民的心，也是摆在纺织工业部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钱之光对此极为重视，每年编计划时都要会同国家计委、商业部等进行反复平衡，仔细核实生产能力、原料资源以及其他条件，作出适当安排，并努力增加生产以确保布票兑现。增产棉纱棉布，要有棉花资源保证。因此，钱之光对棉花的生产供应情况特别关切。每当棉花收购季节，钱之光总是按旬按月仔细查看棉花收购进度，做到心中有数。“一五”计划的五年中，中国棉花生产是“两丰两歉一平”。为了减轻因棉花产量丰歉而造成纱布生产的波动，钱之光提出了在计划安排中“以丰补歉，留有余地”的方针，以保证生产和市场供应的平衡。钱之光认为，搞建设首先要解决机器设备问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就把纺织系统的修配厂组织起来生产配件，保证了生产企业的需要；同时组织一些较大的纺织机械厂生产成套棉纺设备，建设了咸阳、邯郸、武汉三个地区的第一棉纺织厂和新疆七一棉纺织厂。为了发展纺织机械，又开始建设规模较大、设备先进的经纬纺织机械厂，这个厂于1954年8月建成投产。1953年3月20日，纺织工业部又决定将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中国纺织机械厂、远东针布厂、天津纺织机械厂、青岛纺织机械厂、经纬纺织机械厂、郑州纺织机械厂均划归纺织工业部纺织机械制造局直接管理。这就为“一五”期间纺织工业的大规模建设和援外建设提供了先进的成套设备。钱之光在纺织工业中抓纺织机械工业，做到自力更生、独立地发展纺织工业，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和朱德副主席称赞，纺织工业部也被誉为“半个机械部。”大规模建设新厂，就要抓好基本建设工作。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钱之光就有计划地开始抓紧这项工作，组建了基本建设局、纺织设计院、建筑工程公司和安装工程公司。这支建设力量承担了这一时期将近80%的纺织工业新厂建设任务，干净、利落地建成了北京、石家庄、邯郸、郑州、西安5个棉纺织工业基地的19个棉纺织厂，总规模达161万锭，并配备了相应的织机和印染能力。相当于中国已有棉纺织总规模的32%。在建设五个棉纺织基地同时，还建设了浙江麻袋厂、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厂、株洲苎麻纺织厂、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开始建设保定化纤厂等现代化的新型工厂。在大规模进行新厂建设中，钱之光除组织纺织机械制造力量，组建基本建设的勘测、设计、施工和安装队伍外，更亲自带领各有关司局的领导同志、工程技术人员，深入内地产棉区，调查研究，而后根据棉花生产情况，交通运输、水电供应和劳动力的组织情况，选定合适的厂址，确定建设规模，制订基本建设计划，组织基建力量进行设计、施工。根据建设计划，对全国纺织机械设备的成龙配套，排出供应进度，保证设备的及时供应、安装和试车。在建设过程中，同时组织老纺织基地的企业，抽调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类管理人员定点成套的为新厂配备干部，组织工人的培训，保证新厂建成一个，投产一个，很快进入正常生产，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迅速缓解人民对纺织品的需求和为国家提供资金积累。由于有自己的机械制造力量、自己的基本建设队伍，并组织各类人员的及时到位，大大加快了建设进度和顺利的投入生产。五个纺织基地的建设，基本上都做到一年半左右建成，一年半左右收回建设投资。每个基地中都根据建设规模合理地配备了棉纺织厂、印染厂、针织厂，保证了最终产品按质按量的供应市场，大大改善了人民缺衣少被的状况。五个纺织基地都建设在内地产棉区和消费区，这就极大地改善了旧中国纺织工业集中在沿海的不合理布局。 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建设的同时，积极配合我国发展国际统一战线，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纺织企业，帮助他们发展民族经济。仅在“一五”期间，就援助缅甸建设了用本国棉花生产的两个纺织厂，接着又帮助了朝鲜、蒙古、柬埔寨、斯里兰卡、也门等亚洲国家建设了12个纺织成套项目，形成第一个援外高潮。对于私营企业，钱之光在对他们扩大加工定货范围的同时，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管理经验向他们推广，帮助他们提高技术，改善质量，改进经营管理。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合营的浪潮也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全国。1955年第三季度，在全国各地出现了部分纺织行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1月底，全国50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继宣布实现全市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所有私营纺织业都纳入了公私合营的轨道。企业公私合营后，生产建设纳入国家计划，国家采取了各项扶持政策，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生产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使纺织工业的发展取得了丰富的经验。1956年2月17日，钱之光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时，对纺织工业几年来的经验概括了以下四条：（一）生产管理上应抓三个基本环节：一是技术定额；二是技术管理工作；三是产品质量标准。（二）基本建设方面，采取以下几项措施：一是尽可能简化设计程序，采用标准设计，重复利用设计图纸；二是加强设计、施工、安装过程中的组织工作；三是推广预制构件，实行工厂化施工。（三）在我国机械设备还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由专业部门组织力量，生产本部门需要的生产设备，是必要和有利的，保证了纺织工业所需要的装备，加速了基本建设速度。（四）对私营纺织工业实行统筹兼顾和全面安排，在工作发展上取得主动，也便于对他们进行改造。这些经验总结，对纺织工业今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是十分宝贵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纺织战线的广大职工，发扬艰苦创业、不怕困难的精神，提前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工业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57年达到173亿元，为1952年110亿元的157%，平均每年增长9.5%。棉纱产量“一五”计划规定为500万件，棉布55.83万米；1956年都已提前一年实现。1956年棉纱产量达到524万件，棉布达到57.7亿米。利税：1952年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的纺织工业企业利税总额7.2亿元，1957年提高到11.9亿元，占全国工业部门利税总额的10.3%。新建棉纺织厂68个（指基本建设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总规模为240万锭，6.1万台织机；包括在建工程，总规模超过300万锭，实现了毛主席提出建设300万锭的要求。同时还兴建和扩建了6个印染厂、3个毛纺织厂、7个麻纺织厂、4个丝绸厂和3个化纤厂、1个纺织机械厂，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建设任务。从纺织品市场销售情况来说，1957年国内市场棉布零售量为43亿米，而同年纺织工业的生产量已达到50多亿米，保证了市场的需要。与1952年相比，全国衣着类商品零售总额由50.8亿元上升到82.6亿元，增长63%；而同期棉布零售量增长40%，呢绒、绸缎等零售量增长近一倍，针织内衣零售量增长近6倍，表明人民的衣着状况已经有所改善。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考虑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人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若干轻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将会不足，有必要适当提高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根据这个精神，“二五”期间国家对纺织工业的投资，由“一五”的17.5亿元提高到21.3亿元，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纺织工业的重视。在八大会议上，钱之光也就“二五”计划发展纺织工业的基本设想和部署发了言。他着重阐述发展纺织工业不仅可以满足人民需要，而且可以较快地收回投资，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这种积累的速度和数量，对发展我国工业建设有利。同时就纺织工业老厂的设备利用率已经很高，提出要有步骤、有重点进行技术改造。对于新厂建设，除了要进一步合理布局以外，还提出必须要尽量采用工艺流程短、生产效能高的先进设备，以保证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此要继续加强基本建设和机械制造力量，进一步扩大棉、毛、麻、丝成套纺织设备的制造能力。钱之光还就增加农业原料的生产和储备以及发展化学纤维工业提出了建议。钱之光在八大会议提出关于“二五”纺织工业发展规划的设想时，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经过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时期七八年扎扎实实的工作，纺织工业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到1957年，全国纺织生产企业已经有700多万棉纺锭和其他毛麻丝等设备在高效率地正常运转；纺织机械已经有年产70万锭成套设备制造能力；基本建设已经有能力完成240万锭新厂建设任务，并拥有工程质量良好的设计、施工、安装力量；科学研究也已经建立了一支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科研技术队伍，等等。依靠这样一支力量，加上国家增加建设投资，完成“二五”计划的目标，使人们生活进一步改善，是完全可以保证的。这些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是符合我国当时实践情况的。后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五”计划胜利完成后，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都要求进一步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更多地改善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大跃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改进管理体制的决定。在工业管理体制方面，决定国务院各主管工业部门，不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部门，以及部分非工业部门管理的企业，除一些主要的、特殊的以及“试验田”性质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放下，归地方管理。在指导方针上也出现了“左”的错误，农业“放卫星”，钢铁“放卫星”，许多行业都“放卫星”，高指标、瞎指挥、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风，综合平衡受到破坏，生产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控制。钱之光一贯实事求是的作风，在这种“左”的思潮冲击下，仍坚持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跟风”，不“放卫星”，对于一些明显不符合科学的行为，则进行耐心的说服和劝阻，因而避免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保持了纺织工业较为顺利的发展。1957年11月18日，国务院公布《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的命令》指出：“纺织工业先下放一小部分，以后根据具体情况再定大部分下放的步骤”。1957年12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将部分地区分散的纺织厂，包括上海的单独织布厂，分散的毛纺织厂、麻纺织厂、丝绸厂、针织厂、器材和机器修配厂等59个企业下放，分别由各有关省、市、自治区领导。1958年3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纺织工业部除管理纺织机械设计和制造、基本建设设计，以及部署保定、丹东、北京三个化学纤维厂以外（今后新建化纤厂仍由纺织工业部建设、管理，中小型化纤厂由地方建设管理），其他棉、毛、麻、丝等纺织企业和基本建设的工程公司、中技学校、技工学校全部下放地方管理。体制下放后，纺织工业部负责全面规划、协作平衡、技术指导和督促检查等4方面工作。1958年6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纺织工业部将所属纺织机械制造厂和化学纤维厂下放省、市管理。1958年6月20日，纺织工业部、化学工业部联合通知有关地区，化学纤维工业划归化学工业部，保定及丹东两个人造纤维厂下放地方管理。1958年7月7日，纺织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联合通知，原属纺织工业部的纺织机械制造管理局改为一机部七局，原纺织机械研究设计院撤销，全部设计业务下放给厂，另成立纺织机械研究所，由一机部七局领导。这些纺织机械厂下放地方管理后，地方根据本省需要，给纺织机械厂增加了许多其他任务，或者把钢材挪作他用，以致1958年原订生产棉纺锭120万锭的计划，到7月底仅完成了30万锭，各地计划新建棉纺织厂也拿不到计划内的设备。为此，纺织工业部党组在8月25日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了报告。中央随即批转各省、市称：“1958年有纺织机械制造任务的省、市，必须抓紧完成，并争取超过，超额完成的部分可就地安装”。1958年9月11日，纺织工业部发出通知：根据国务院决定，纺织机械工业仍划归纺织工业部领导，并将一机部七局划归纺织工业部领导，设立纺织机械司。另设纺织工业部机械研究所，由纺织部机械司领导。1960年4月28日，中共化学工业部党组、纺织工业部党组向党中央提出将人造纤维工业划归纺织工业部管理的建议，并提出将原有中央下放地方的丹东和保定两个化纤厂收回由纺织工业部管理；全部人造丝资源由纺织工业部统一分配；发展人造纤维的主要设备，由纺织工业部统一安排。党中央于5月1日批转了这个报告。根据党中央批示，丹东、保定化纤厂分别于1960年7月1日和1961年8月19日划归纺织工业部直接管理。管理体制问题解决后，钱之光以解决人民穿衣问题的使命感、责任感，大刀阔斧地抓纺织机械和化学纤维工业，以加快纺织加工工业的发展。在国务院于1958年9月11日决定纺织机械重新划归纺织工业部管理后，9月17日，钱之光就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纺织机械生产会议，要求把纺织机械下放后，原定全年生产120万棉纺锭的计划到7月底仅完成30万锭的差额追补回来，而且还要采取措施，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加紧规划。这次会议，是纺织机械大发展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要求千方百计扩大纺织机械能力，办法是：（1）扩建改造原有纺织机械厂，上海的纺机厂扩建后生产能力提高到125万锭的全套设备；（2）积极建设新厂，采取边设计、边准备、边生产的平行交错办法，缩短生产准备时间；（3）组织纺机厂的修机间，生产纺织机器及机床。同时要大闹技术革命，革新产品和制造工艺，用自力更生的办法解决设备、材料不足的困难。1959年3月26日至4月7日，钱之光又在北京召开全国纺织机械生产计划会议。研究确定1959年纺织机械生产计划为棉纺锭300万枚、织布机7万台，并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确定今后全国纺机制造的生产布局和协作配套问题。1962年1月1日，纺织工业部又决定将原属双重领导的上海纺织机械制造公司、郑州纺织机械厂、天津纺织机械厂改由部直接管理。1962年5月24日，纺织工业部通知上海纺织机械制造公司，由原属的20个企业改组为8个企业即：中国纺织机械厂和上海第一、二、四、七纺织机械厂、上海印染机械厂、远东钢丝针布厂、洪鑫胶木厂。在化学纤维工业方面，随着1960年5月1日党中央批准将人造纤维工业和丹东、保定两个化纤厂划归纺织工业部管理后，钱之光又将他多年来对苏联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化学纤维工业调查研究的意见，于1960年8月23日，以中共纺织工业部党组的名义向党中央作了《关于纺织工业发展方向的请示报告》，提出发展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中央于9月1日批准了这个报告，指出：报告提出的今后纺织工业发展的方针，即实行发展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是正确的，必要的，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贯彻执行。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钱之光为发展我国化学纤维工业，解决纺织工业原料问题，呕心沥血，开辟前进的道路。在“大跃进”的浪潮中，纺织工业虽然没有放卫星，但生产也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钱之光提出了“二五”发展纺织工业的基本设想和部署，对1962年棉纱产量的建议也是符合当时纺织工业具体情况的。但到了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纺织工业也出现了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生产指标不断加码。在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中，1962年的棉纱指标为800万~900万件，以后步步加码，提出要求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国家规定的“二五”计划，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1962年棉纱产量计划和其他纺织品的计划指标都大幅度提高。这给实际工作带来了许多盲目性。一是不考虑客观条件，盲目增产。增产纱布本来是件好事，可是盲目增产却带来了很大的被动。1957年全国棉纱产量465万件，1958年增加到695万件，增长49%；1959年又增加到843万件，又增长21%。加工工业增产的幅度大大高于棉花产量的增长，结果不仅当年增产的原棉全部用完，连正常生产需要的周转棉也都吃光用尽。结果工厂的合理配棉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很多工厂被迫停工减产，生产大上之后接着出现大落。1960年棉纱产量降到602万件，1961年下降到368万件，大大低于1957年的产量。造成纱布生产大起大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对棉花生产作出了不恰当的估计。1958年本是一个丰收年，棉花产量可以比上一年度增产20%；但在当时浮夸风的影响下，有些人头脑发热，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当年棉花产量可以达到1.4亿担，比1957年增产3倍多，“棉花多得用不完”，就鼓动企业尽量多生产，多用棉花。不久就发生棉花供应不上的情况，于是又对棉花估产一再压缩，从1.4亿担压到7000万担，最后压到4000万担。钱之光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认为棉花产量不可能超过4000万担，因而在纺织生产安排中，坚持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尽管当时很难完全制止这股“左”的大浪，但在纺织系统的范围里尽可能减轻了不应有的损失和工作的被动。二是机器高速运转问题。这是纺织工业在“大跃进”时期争论最激烈、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当时，为了挖掘潜力，增加生产，合理地提高机器转速本是一条可行的措施。50年代初期，钱之光就听从陈维稷副部长的建议，提出了一个棉纺锭子一年生产一件纱的目标，对挖掘生产潜力起了积极作用。钱之光和部党组对于机器速度问题的看法是明确的：合理提高机器速度是可以的，但不能千篇一律，无节制地提高。要从实际出发，考虑技术上的可能、经济上的合理和生产上的需要。机器速度可以提高，但不是无限的。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违背科学，不仅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反而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损失，带来严重的后果。然而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在纺织系统，很多地区和企业刮起了一股“高速化”的风暴。不少企业片面追求高车速，互相攀比，不尊重科学，车速越来越高。当时还有一种论调，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在纺织工业就是要提高机器运转速度，否则就违反总路线精神，就是“右倾”“保守”。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不少单位盲目加快机器速度，细纱机锭子的速度开到每分钟15000~18000转，造成的后果是原材料、电力消耗剧增，设备磨损严重，工人劳动强度大大提高，而生产效率反而严重下降。为了纠正这种做法，钱之光和部党组做了大量工作。在1958年4月至1959年7月一年多时间内，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接连召开了四次会议，采取思想教育的办法，来纠正这种片面高速化的偏向。1958年4月，纺织工业部在青岛召开全国棉纺织工业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如何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会议由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张琴秋主持。会上争论非常激烈，一些地区的代表大肆鼓吹“高速化”的观点，提出细纱机前罗拉速度开到每分钟300转、锭子开到每分钟18000转的倡议。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代表则强调多快好省要全面抓，不能偏废，特别强调要重视产品质量，科技和管理工作不能放松。两种观点争论十分激烈，互不相让。于是，张琴秋打电话向部党组请示汇报。钱之光表示：坚持部党组的意见不变，不开口子。并派纺织设计院院长俞鲤庭带了会议总结稿到会上表明部领导的态度。就这样，一场重大争论才逐渐平息下来。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10月纺织工业部又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高速度、高产量必须在高技术、高质量的前提下实现。接着10月27日~11月6日，纺织工业部又在北京召开全国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提出“四高、四省”的方针（四高——高速度、高产量、高质量、高技术；四省——省电力、省原材料、省劳动力、省财力），并强调要在提高技术的基础上实现高速高产。1959年7月20~31日，纺织工业部又在西安召开全国纺织工业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大会，再次集中讨论车速问题，强调产品质量的重要性，要求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全面加强企业管理，做到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为了更好地纠正“高速化”的倾向，钱之光还动员有关报刊加强正面宣传报道，在领导和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及职工群众中树立正确的科学的生产发展观。1958年11月15日，纺织部机关期刊《中国纺织》杂志发表《注意做好提高车速的工作》的社论。指出：车速提高到什么程度，不可能千篇一律，应结合具体情况有步骤的提高；在提高车速的过程中，要注意提高效率，对产品质量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必须注意节约。同时指出，在大搞群众运动的同时，要加强经常性的技术工作，加强设备的保全保养，提高工人的操作技术水平，改进劳动制度，改进温湿度管理。1959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纺织工业发展抓什么？》的社论。强调“四高四省”是互相联系着的，必须全面抓，不能有所偏废。要在高技术的基础上达到高速度、高质量和“四省”的目的。要在高速运转下，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就必须从加强根本的技术管理和生产管理入手，从提高职工群众的技术水平入手，主要抓设备的保养和维修、车间温湿度工作、工人的操作技术。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和争论，加以全国范围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这场车速问题的争论逐步平息了下来。但有几位参加这次纠偏会议的省市纺织工业厅局长，由于贯彻执行纺织工业部的精神，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受批判和处分，伤害了坚持正确方针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生产走了弯路，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这场关于车速问题的争论，实质是两种思想路线的争论。不顾客观可能，片面追求高速化，是一种“左”的思潮在生产工作中的反映。如果听之任之，任其发展蔓延，会严重破坏正常生产秩序，带来更大的灾难。钱之光毕生奉行的实事求是精神，教育了广大干部，使纺织工业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在“大跃进”期间，纺织工业基本建设中出现了贪多求快、盲目发展的现象。不少地区不顾客观条件的可能大上项目，乱铺摊子，打乱了合理的安排和布局。当时，纺织企业已全部下放给地方管理，基本建设项目也由省市为主确定并组织施工，同“一五”期间的管理办法有很大不同。各个省市都想多发展一些，到处布点，遍地开花，建设规模越搞越大。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铺开的棉纺锭建设规模达到620万锭。这样庞大的建设规模，大大超过了国家物力、财力的可能。由于设备、建筑材料、资金等供应不上，力量分散，不少项目停停打打，工期一再拖延，旷日持久地打消耗战。三年“大跃进”时期施工的限额以上项目，到1959年终只建成一个西北国棉七厂，大批工程成了“半拉子”工程。有的项目为了赶时间、抢进度，采用了许多不恰当的做法：建筑材料缺乏，就随意用不适合的材料代替。有的项目搞“三边”（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有的搞所谓“简易投产”，还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也凑合着投产。建设现代化工业本来是“百年大计”，但有些项目却是凑合应付，草率从事。对这些不科学的做法，钱之光坚决不同意。早在1956年，有的地区已出现了贪多求快、滥上项目的苗头。钱之光等部领导察觉后，就采取措施加以制止。钱之光在1957年3月全国纺织工业计划会议中就指出：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发展，伟大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暴露了许多问题和缺点，其中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是：（1）扩大基本建设一定要考虑需要和可能；（2）提高生产首先要考虑农业的发展，对农业丰收或歉收的情况都应加以考虑；（3）要保证按计划生产，必须注意物资储备；（4）安排工作要瞻前顾后；（5）运动高潮时要加强领导，防止和减少偏差。1958年“大跃进”的风暴刮起来，这种盲目建设的风气又迅速膨胀，更加控制不住了。在1958年末的一次全国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上，有一位厅长介绍了他们省建一个8万锭规模的大型棉纺织厂，采用砖木结构的厂房，抢在国家下令停建前“简易投产”的做法，还颇为得意。钱之光听后严肃指出：“你们这种做法，不足为训。”“现有看来好像是快了，将来后患无穷。”果然，这个工厂由于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后来不得不拆除重建。钱之光的及时提醒，制止了“简易投产”之类错误做法在纺织系统的蔓延。在大搞基本建设的同时，许多地方又掀起了大搞土纺土织的热潮。土纺土织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在现代纺织业发展起来之后已经逐步被淘汰。到20世纪50年代，只在少数农村还保留了一些。“大跃进”时期，提倡“两条腿走路”，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各行业都在大搞“小土群”。再加上当时有一种舆论，认为棉花多得用不完，纺织生产能力跟不上，土纺土织就死灰复燃，并形成了一股大搞土纺土织的浪潮。各地土纺土织设备纷纷登台亮相。有土洋结合的，有全土的；有人力的，也有电动的。有的省一个地区就上百万土纺锭，一个县就搞几十万锭。据几个省的统计，土纺锭竟高达上千万。这些土设备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原料消耗大，它的落后面很快暴露出来了；而且棉花生产并不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样多。土纺土织不能再搞下去了。1959年2月，纺织部党组向刘少奇汇报时提出了土纺土织问题。刘少奇指出：“棉纱搞土纺锭，浪费劳动力，质量也差，恐怕不好。问题是现在有了这种机器（指洋锭子），就不一定搞土纺。”同年4月，钱之光在《红旗》杂志发表《高速度发展纺织工业》一文，指出：在贯彻“土洋结合”的方针上，应根据各行业的特点不同安排，棉纺织工业等不必搞土的或者土洋结合的。1960年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棉纺的土纺土织的指示》。至此，土纺土织之风停下来了，从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曾经给中国经济事业造成严重灾难的“大跃进”，无可避免地也曾给纺织工业生产、建设带来种种负面影响。但在钱之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影响下，纺织工业没有“放卫星”，并且千方百计把种种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同时注意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以指导纺织工业的健康发展。1960年12月7~10日，纺织工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钱之光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总结了10条经验：（1）发展纺织工业，必须首先正确认识农业，真正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2）安排生产计划，必须瞻前顾后，留有余地。（3）基本建设必须缩短战线，保证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4）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相互协作，相互支援。（5）必须经常抓住提高质量这一环节，来促进企业生产全面发展。（6）必须十分注意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7）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必须紧密围绕当前的生产关键，加强科学分析，注意巩固、推广、提高。（8）必须不断加强企业管理，使经济工作愈做愈细。（9）援外工作必须既积极又慎重。（10）必须在一切工作中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总结这些经验，希望纺织工业在今后发展中更好地前进。“大跃进”的失误，导致上世纪60年代初，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困难的境地。钱之光当时所能做的，是千方百计减少“大跃进”对纺织工业的破坏性影响；但对整个国民经济情况的严重恶化，他是无能为力的。当时，由于棉花等原料大幅减产，大批纺织企业被迫停工减产，致使城乡市场纺织品供应严重短缺，布票不能按计划足额发放和兑现，人民的基本衣被需要难以保证。1961年1月14~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会特别强调：由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要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强各行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对八字方针的含义，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做了进一步解释。他说，“‘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巩固’，是为了再前进；‘充实’，是为了搞好配套，使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提高’就更容易懂了。”这个八字方针，是在1960年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在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被确定为整个国民经济在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成为指导中国人民从困境中走出来的根本方针。钱之光根据纺织工业的实际情况，领导纺织工业认真贯彻执行这个方针。1963年3月25日，国务院批转纺织工业部《1962年主要工作情况和1963年主要工作安排的报告》。《报告》中说，1962年主要是抓了七个方面的工作：（1）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调整了生产战线，精简了职工。（2）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3）建设人造纤维工业。（4）外销产品的生产。（5）对外援助。（6）贯彻《工业七十条》，加强企业管理。（7）清产核资。1963年要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纺织工业的调整工作，实际上从1960年就已开始，当时调整的重点是缩短依靠农业原料的基本建设战线，发展人造纤维，使纺织工业与农业提供原料的情况相适应。1961年又进一步调整了生产战线，对原料供应无保证、产品销路不畅、设备条件差的企业，或关停、或缩小生产规模、或合并、或转变生产任务，以便与整个农业的情况相适应。经过调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的企业共关、停、并、转了862个企业，到1962年底还有企业1640个，其中棉纺织厂（包括单织厂）由1961年底1019个减少为512个；棉纺锭由975万锭减为616万锭，关停359万锭；织机由26.3万台减为15.8万台，关停10.5万台。针织、染织、缫丝、麻纺织等行业的生产能力也都压缩了30%左右。纺织工业部直属的纺织机械厂由32个调整为13个。在调整企业和精简职工时，费尽了钱之光的心血。当时东北是精简职工的重点，钱之光随总理到东北专程研究相关政策措施，了解中央的精神。关于关停的方式，当时有关部门的意见是：工厂关死，工人全部离厂。他认为纺织厂的关停不是市场不需要，而是原料不足，而原料生产是可以较快恢复的。如果工厂关死，工人全部离厂，不利于设备维修，以后恢复生产的难度会更大。因此，1962年9月27日，钱之光以部党组名义向国家计委、经委、财办作了《关于调整纺织工业停工方式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为了有利于生产安排和设备、厂房的维护保管，有利于安置无法处理的职工和今后生产的恢复，建议采取在企业内减少开工班次或开动部分设备的办法，适当增开一些企业。国家计委、经委在10月26日批准了这个报告。事后证明，钱之光的意见是正确的，对恢复生产十分有利。在调整生产战线的同时，相应地精简了大批职工。1960年末，全国纺织工业共有职工200万人。中央精简小组批准1961年和1962年两年精简64.7万人。到1962年底，实际精简了71万人，比计划多减了6万人，比1960年末减少了36%。在已精简的71万职工中，有26万人回到农村，支援了农业生产。在调整生产战线，对现有企业关、停、并、转的同时，也压缩了在建的基本建设项目。随着棉花减产的形势日益明显，原计划1960年第一步安排建设240万棉纺锭，第二步安排300万棉纺锭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大部分在建项目在1960年开始被迫停建。1960年4月13日，中共纺织工业部党组、商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1959年至1960年棉纱生产计划和棉花分配调拨计划的意见》提出，“将原计划建设的240万棉纺锭中的120万锭推迟到1961年建设。”同时“减少150万棉纺锭的制造任务，改制造化纤设备和毛、麻、丝纺织设备及有关提高产品质量的捻线机、精梳机等”。中共中央在4月16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并指出：“这是正确的，必需的，非这样做不可。”贯彻“八字”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恢复和增加棉花生产，才能更好地恢复纺织生产。1961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对收购重要经济作物实行奖励粮食的政策。其中，每收购一担棉花，奖励35斤粮食。《人民日报》发表《粮棉必须兼顾》的社论，指出“粮棉兼顾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任务”。“凡是土地适宜种植棉花，又有植棉技术和经验的棉产区，应当多种棉花。千方百计提高棉田单位面积产量，是解决粮棉争地的有效办法。”1962年12月，国务院在北京首次召开全国集中产棉区棉花生产会议，区县级干部全都到会，讨论1963年的棉花播种和生产计划。自此，国务院每年都召开棉花会议。绝大多数会议，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并在会上作重要报告，有关副总理也都亲自参加。1964年的棉田播种面积已达到7400万亩，比1962年增加了2200万亩；棉花产量达到3325万担（166万吨），其中收购量达到3079万担（154万吨），比1962年增加1800万担（90万吨）。1965年2月，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全国集中产棉县棉花生产会议。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到会作了报告。1966年2月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全国棉花会议，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代表。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谭震林副总理都作了有关棉花生产方针政策的报告，提出特别要注意处理好粮棉关系，产棉区要进一步贯彻以粮为纲、粮棉并举的方针。1967年1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棉花生产在连续4年增产的基础上，去年又创了历史最高纪录，总产量达4674万担。棉花的增产，为国民经济调整后的纺织工业恢复生产，创造了重要条件。正如钱之光所料，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过了两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的元气逐步恢复，纺织系统停下来的建设项目相当大一部分也有条件恢复建设。纺织工业部于1964年1月21日向国务院报告，建议在1964年复工棉纺锭170万枚，织机5.2万台及相应的印染设备。这一建议，得到国务院批准。到1964年8月，根据纺织原料形势好转、市场需求迫切和纺织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纺织工业部又向国务院提出1964年第二步再复建棉纺锭38万锭、织机1.05万台以及麻袋、丝绸和相应的印染、针织复制、纺织器材和纺织机械制造的生产设备并提前建设一部分续建项目：棉纺织厂13个、共65万锭，毛纺织厂4个，化纤厂5个。国务院8月6日即批转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有关部委，要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完成任务，以适应纺织生产的迫切需要。至此，该复工的企业已全部复工，“二五”计划期间基本建成的条件较好的建设项目也都恢复建设，整个生产建设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十多年来，特别是“大跃进”期间，纺织工业生产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是原料问题。要调整，就“有进有退”。从当时纺织工业的具体情况看，纺织生产和建设必须要退，而且要退够，停产、停建部分纺织企业；另一方面纺织原料生产要进，除棉花等天然纤维要大力恢复和发展外，特别要加快发展化学纤维工业。钱之光对发展化学纤维，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认真思考了。1955年他去苏联考察时，就专门去化纤厂作了详细了解。“一五”期间，棉花生产“两丰、两歉、一平”，使他深切地认识到：纺织工业的原料不能单靠农业原料，必须发展化学纤维工业。三年“大跃进”的历史，更使纺织工业饱尝了“无米之炊”的痛苦。1960年7月，纺织工业部党组向党中央报告，在已经恢复上海和丹东化纤厂，建成保定化纤厂的基础上，建设一批粘胶纤维厂。邓小平副总理随即批示：“我看是值得的，还有合成纤维也必须考虑。”李先念副总理也批示：“建议及早动手，迟办不如早办。”1960年8月，纺织工业部党组在呈报党中央的《关于纺织工业发展方针的请示报告》中，正式提出“发展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党中央高度肯定并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以后，发展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并举成为发展纺织工业的一条基本方针。发展化学纤维工业成为发展纺织工业的首要任务，钱之光也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化学纤维工业的发展上来。为了适应发展化学纤维的需要，钱之光对纺织工业部的组织机构作了调整。1963年将原来的建设司撤销，成立基本建设司、纺织机械工业管理局和化学纤维工业管理局。化学纤维有粘胶纤维和合成纤维两大类。粘胶纤维又称人造纤维，它的长丝亦称人造丝，短的称人造棉、人造毛。它的原料主要是木材和棉短绒，我国有可供利用的资源。合成纤维主要有涤纶、维纶、腈纶、锦纶等，原料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等。当时，我国石油和天然气还产量很少，没有发展条件。所以，当时发展化学纤维主要是发展以木材和棉短绒为原料的粘胶纤维。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化学纤维工业的发展。1964年3月6日，党中央发出“积极发展人造纤维”的指示，责成纺织工业部会同有关部门成立人造纤维会战指挥部，对发展人造纤维作出全面规划，由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并纳入长期规划。人造纤维会战指挥部由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王达成、一机部副部长周建南、林业部副部长杨天放、化工部副部长杨维哲等组成。1964年5月下旬，南京化纤厂建成投产（粘胶纤维）。这是由钱之光亲自在该厂建设中蹲点指导，总结经验，高质量、高速度建成的，受到国务院领导的表扬。国家建委在该厂召开现场会，推广该厂建设工作中的经验。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14个部委和50个重点企业的领导干部。1965年4月27日，新乡化纤厂长丝系统顺利投入生产。至此，我国自力更生建设的第一批化纤厂，已经全部投入生产。这批化纤厂共6个，总规模2.36万吨，是从1960年开始建设，1961年起陆续投入生产。连同以前恢复生产的安乐、丹东两个厂和新建的保定化纤厂等在内，到1965年底，全国人造纤维的生产能力已达5万余吨，奠定了中国人造纤维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大批建设粘胶纤维厂的同时，为了贯彻邓小平“合成纤维也必须考虑”的批示，钱之光随即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从当时我国的资源情况出发，选择发展合成纤维的具体品种。1964年3月23日，国家计委、经委批准纺织工业部建设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技术年产维尼纶纤维一万吨的北京维尼纶厂会战计划。指出：北京维尼纶厂的建设由纺织工业部和北京市共同组织联合指挥部，由钱之光负责领导。该厂于1965年9月建成。在对北京维尼纶厂引进设备的吸收、消化、创新的基础上，开发出国产维尼纶成套设备，1971年全国确定江西、福建、安徽、湖南、广西、云南、山西、甘肃、石家庄等地建设9个维尼纶厂。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建设工作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干扰，拖延了时日，进展不够理想。在建设维尼纶厂的同时，积极筹划和开始以石油、天然气为起始原料的涤纶、腈纶、锦纶等合成纤维工业的建设。当时我国石油开采资源不多，以原油为起始原料的纤维只能先搞中小装置进行试验探索，取得经验，进行准备。实践表明，发展化纤工业，必须搞大型的现代化装置，才能得到较好的效果；但当时条件还不具备，只好等待时机。为配合化纤工业发展和改善纺织工业的布局，60年代后期，对纺织机械制造进行了新一轮改建、扩建。从沿海地区一些纺织机械厂中分出一部分设备、机床，在内地建设了6个纺织机械厂，并新建以生产化纤设备为主的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工作中的失误以及中苏关系恶化后逼债造成的全国性严重经济困难，国民经济在失衡的轨道上继续下滑，粮食和其他生活消费品供应全面紧张。国家在对国民经济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调整，同时采取了两项应急之策：一是紧急进口粮食，缓解农业困难与粮食紧张问题；二是卖高价糖果、高价糕点，开高价饭馆和供应高档的高价工业品，如高档的烟、酒、纺织品及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以满足市场部分需求，回笼货币，稳定物价。进口粮食需要外汇，而要有外汇就得有东西出口，仅仅靠出口农副土特产品和传统手工业产品以及数量有限的工业品换取外汇，已不足以应对进口粮食所需外汇。因此，中央要求增加纺织品出口，特别是要扩大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出口，换回更多的外汇，争取进口更多的粮食。钱之光“临危受命”，齐心协力地承担起增加纺织品出口和生产高档纺织品两项艰巨任务，在中央有关同志的关心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逐一破解遇到的许多难题，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按照当时的国际形势，扩大纺织品出口主要是要打开西方市场，包括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西方市场对纺织品的要求，同以往对苏联和东欧市场有很大的不同，对质量和品种的要求高，品种花色变化要快，交货期要短。要在短期内把对西方市场的出口搞上去，难度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干扰，情况更为复杂。钱之光亲自领导这项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1961年3月20~28日，纺织工业部在北京专门召开了16个重点省市纺织工业会议，进行具体安排：对出口纺织品生产实行“三统一优先”（在全国范围统一规划生产，统一调拨原材料，产品统一分配；将出口任务优先安排给设备条件好、技术水平高、产品质量好的企业）；同时安排了10万件纱的内销高档纺织品的生产任务；派出得力干部出国实地考察发达国家纺织品市场，后来发展到派人长驻香港开展调研工作；围绕新产品开发引进一系列先进设备；等等。结果，使我国纺织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了西方世界市场。从1961年到1963年，在主要出口市场由苏联、东欧转变为西方市场的情况下，年出口创汇保持在5亿美元左右，在我国外贸出口商品中占第一位，三年间每年换汇占国家外汇收入的30%~36%。保证了国家能进口大量粮食供应市场，减轻了农村负担，加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大跃进”期间，纺织工业的企业管理和正常生产秩序受到很大冲击，规章制度废弛，管理混乱，无人负责现象严重，急需整顿。这时，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并于1961年9月16日颁发试行。这是当时用于克乱求治、整顿工业企业的一个重要文件，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章程，对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钱之光认为，要使生产迅速恢复，并走上发展的轨道，必须整顿企业，加强管理。他迅速对试行《工业七十条》作了具体部署，确定了试行单位，并派干部蹲点帮助。有不少地区的纺织工业部门还制定了《工业七十条》的实施细则和整顿后的验收标准，把整顿企业纳入厂际竞赛检查评比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纺织工业部于1961年进行了一次全行业的设备大检查，针对存在问题，有计划地整顿了机器设备；1962年5月颁发试行《纺织工业企业设备维修管理制度（试行草案）》；接着又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在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颁发了《纺织工业企业技术管理规则》。1963年10月18日，纺织工业部总结了嘉丰纺织厂企业管理的经验，向国务院报告在全系统推广。这个厂在长期实践中，克服“左”、右思想倾向的干扰，使企业生产始终保持着稳定、健康、不断发展的良好状态。纺织工业部把他们的经验概括为：坚持以质量为中心，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长期以来形成一个实事求是、深入踏实、持之以恒的工作作风。1964年修订了《一九五三保会工作法》；1966年和纺织工会共同总结推广了石家庄国棉二厂织布挡车工仇锁贵的先进操作经验等等。经过三年的整顿，全面恢复了计划、财务、物资管理等方面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设备、工艺、操作管理有了新的发展；重新修订了各项技术经济定额；加强了党委的集体领导，明确了党政之间的分工，以厂长为首的生产指挥系统重新建立并得到加强；班组管理经验更加完善。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管理出现了新面貌，到1965年，纺织战线的绝大部分经济技术指标都已基本上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
除了以上几方面的工作外，援外建设也形成了一个新高潮。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4国，并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深受非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扬和欢迎。仅1964年和1965年两年间，就承接了12个国家20个纺织成套项目。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我国的国际威望大为提升，要求我国帮助建设纺织厂的也越来越多，1972年又形成了一个高潮。这一年共承接了11个纺织工业项目。截至1981年，我国纺织工业承担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35个国家的82个纺织厂成套项目，累计援外金额达到4亿元人民币，建设规模达到棉纺129万锭、棉织机2.8万台、棉印染生产能力1200万米，以及相当数量的毛纺织、麻纺织、针织、制线工厂。因为管理体制下放，1958年8月30日，中共纺织工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提出有关援建项目的建厂筹备、机器设备的订货发运、国外安装、培训和试车生产，以及国外来我国的职工培训和实习等工作，均委托省、市承担。中共中央于9月15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原则上同意纺织工业部党组的意见，并指出对外仍一律由纺织工业部抓总和负责接洽。不论过去由纺织工业部负全责，还是把大部分工作委托省、市承担，钱之光始终把援外任务作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对待，是履行我国的国际主义义务。不论哪个国家，不论哪个项目，不论规模大小，都要处处为受援国着想，从受援国的实际出发，真心诚意地帮助受援国发展民族经济。因此我国纺织工业的援外项目是成功的。工厂建成投产后，设备运转正常，产品质量良好，对受援国发展民族经济，增加收益，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使我国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经过几年的调整，克服了“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局面，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纺织工业生产已恢复到正常水平。但好景不长，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了。十年动乱，特别是1966~1970年的五年间，全国各地的无政府状态，对纺织工业造成了严重伤害。钱之光本人也遭受冲击，处境十分困难。但他还是千方百计抓工作，尽可能使纺织工业生产建设能够继续进行，减少损失。1967年夏，军代表进部,钱之光被解放出来抓工作。他在国务院系统是第一位被解放出来抓工作的部级领导干部。1970年初，根据中央决定,纺织工业部与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钱之光为轻工业部部长。与三部合并前，中央国家机关实行干部下放劳动制度。钱之光考虑到纺织工业部技术干部多，经国务院领导同意，在本系统的建设项目中选择了湖北省安陆棉纺织厂、襄樊市湖北化学纤维厂和湖南省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作为干部下放的点，这样可以结合干部的专业，使大批专业干部的专长不致荒疏，也便于管理和以后工作的安置。十年动乱对纺织工业的伤害是十分严重的；但由于纺织工业直接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穿衣问题，中央对它还是很重视。毛泽东主席明确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周恩来总理在三部合并时指示：“全国重点抓轻工，轻工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纺织工业形势。多数企业职工在动乱的局面下都能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因而尽管破坏很大，但生产建设工作没有全部停顿。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纺织工业的生产建设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十年动乱，纺织生产几起几落。干扰严重时生产就下滑；政治形势相对稳定时生产也比较稳定并有所上升。总的来说，继续有所增长。为了解决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国务院从1962年到1979年连续几年召开全国集中产棉县棉花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安排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制定有关政策和措施，使这十几年棉花产量大都保持在4000万担以上。与此同时，发展化学纤维也取得了成效。化学纤维的年产量有较大增长，纺织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基本得到保证。在纺织工业系统内部，钱之光不顾处境艰难，坚持狠抓生产不放松，每年都要召开轻工（纺织）厅局长会议，讨论生产工作的安排。尽管有时会上矛盾十分尖锐，他还是从容应对。每年都要几次派出工作组（当时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地抓生产，积极帮助地区和企业解决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使生产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化。1969年棉纱计划产量为1000万件，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纺织系统上下齐心，花了很大力量去抓，力争实现。到年终，棉纱产量实现994万件，与计划指标只相差6万件。钱之光遗憾地说：“只差一口气了！”第二年（1970年），经过各方面进一步努力，全国棉纱产量竟上升到1131万件，超过了原居世界首位的美国。大家都很高兴。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友人斯诺时首次宣布：中国的棉纱、棉布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这是中国自1959年以来国家对外公布的第一项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统计数字。在牢牢抓住纱、布生产的同时，纺织部当时还花了很大力气抓纺织品的品种花色，特别是涤棉混纺布。1970年前后，我国涤棉混纺布的生产还刚起步。纺织部安排资金，给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等纺织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增添了精梳、高温高压染色、热定型等专用设备，使得棉涤纺织品得到快速发展。1971年时全国涤棉产量只有0.6亿米，到1975年发展到5.1亿米，成为供应内销市场、发展出口的一个重要产品。二战后二三十年间，世界上锦纶、腈纶、涤纶等合成纤维由于质量好、用途广、技术成熟，发展非常迅速。这些合成纤维都是采取以石油为起始原料的工艺路线，设备技术要求高，而且装置日益大型化，这是世界上发展化纤工业的共同趋势，我国发展化纤工业也必须向这个方向发展。但在70年代以前，我国还不具备大规模开发石油化纤的条件。一是我国石油工业基础薄弱，产量少，不能适应发展石油化工的需要；二是大型石油化纤的设备技术要求高，我国还没有力量制造，必须从国外成套引进，而当时国际形势也不允许。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庆油田的迅速开发，使我国石油产量大幅度增加。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关系经贸合作迅速发展，为引进成套先进设备提供了条件。这时，钱之光不失时机地提出引进成套石油化纤设备的设想。1972年1月16日，国家计委与轻工业部、燃化部、商业部、外交部共同研究，为充分利用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向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等领导报告，引进成套化纤、化工设备。1月22日由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署名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引进成套化纤、化工技术设备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很快作了批示“拟同意”，毛泽东主席也很快圈阅。钱之光当时任轻工业部部长，主要精力就转移到抓大化纤的建设上来。在轻工业部内成立了成套设备进口办公室，由焦善民副部长兼任主任，抽调精兵强将抓大化纤的建设。“四大化纤”的建设，对于化纤工业乃至整个纺织工业的发展，都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四大化纤”包括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天津石油化纤厂和四川维尼纶厂。总规模为年产化学纤维35万吨（涤纶18万吨、腈纶4.7万吨、锦纶4.5万吨、维纶7.8万吨）。四个项目所产纤维包括了几个最主要的合成纤维品种。前道工序化工料的生产设备以引进成套设备为主，后道工序的化纤纺丝设备及配套的公用工程以国内生产的设备为主。总投资73亿元。这四个项目引进的设备，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技术水平。建设规模之大，技术之复杂，为纺织工业部门建设史上空前未有。为了建设好这四个项目，抽调了最强的干部，集中了当时国家分配给轻工业部的基建投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在物资分配上也优先供应。当时钱之光已72岁高龄，而且心脏病刚发不久。他不顾年老体弱，对工作丝毫不放松。凡是这四大项目相关的重要问题，如方案的制订，厂址的选定，领导干部的配备，技术力量的调集等，他都亲自过问。遇到难题，还亲自出面协调，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建设工程经常遭受各种干扰、冲击；但由于有中央领导关心，各方面大力支持，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这四个项目中，动工最早的是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于1974年元旦开工，1978年12月建成投产，前后共四年多时间。辽阳石油化纤厂和四川天然气维尼纶厂于1974年8月开工，1981年12月完工。天津石油化纤厂于1977年6月开工，1981年8月建成。这样规模大、要求高、技术复杂的建设项目，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建成投产，不能不说是纺织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这四个项目的建设成功，使化学纤维的发展跨上了一个新台阶，纺织工业的发展也因而掀开了新的一页。拨乱反正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1977~1985年）1976年，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国民经济恢复正常秩序，纺织工业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1977年12月，中央决定纺织工业部和轻工业部分别设立，钱之光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这时钱之光已经78岁高龄，继续挑起“解决好全国十亿人民衣着问题”的重任，并引领纺织工业沿着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在短短几年内就取得了骄人业绩。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改善人民生活极为重视。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轻纺工业的政策和措施。在原料发展方面：1978年4月4日，国务院《关于棉花生产几项政策规定的通知》规定：（1）保证棉农吃到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口粮标准。（2）从1978年8月1日起，调高棉花收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10%左右。棉花收购价格调整后，棉纱、布匹的出厂销售价格一律不动。纺织工业成本增加部分，以减税方法解决。（3）提高棉花奖售化肥的标准。从1978年收购年度起，每交售皮辊棉100斤，奖售化肥80斤；每交售锯齿棉100斤，奖售化肥84斤。改进奖售化肥款拨办法，从1979年生产年度起，改按上年实际棉花交售量在3月底前款拨40%，7月底前再款拨30%，不再按计划面积预拨。（4）搞好棉花生产基地建设，等等。此后，国家计委于10月7日发出通知，从11月1日起提高长绒棉供应价格；1979年3月6日国家物价总局、供销合作总社通知：从1979年新棉收购之日起，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15.2%。1979年4月3日，供销合作总社通知：从1979年9月1日起，调整棉短绒价格，平均提价19.9%。1979年12月17~2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提出在一两年内全国棉花产量达到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要求每年增产400万担棉花。同时，国务院决定：从1980年新棉上市起，棉花收购价格在1979年提价的基础上再提高10%，超购加价30%的政策不变。以上政策的贯彻实施，使棉田播种面积、棉花总产量和收购量稳步增加，对纺织工业发展生产是有力的支撑。在工业本身方面：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在全国范围试行。1979年5月25日，国家经委发出《关于切实保证轻纺工业生产所需燃料、动力、原材料和运输的紧急通知》。1979年6月6日，财政部、纺织工业部联合发文，为加快纺织工业发展步伐，决定对纺织工业增加一部分小型技术措施专项贷款。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正式下达《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着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部信贷的暂行规定》等五个文件。1980年1月8日，国家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确保轻纺工业加快发展的步伐。六个优先是：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新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这几年国家加大了对纺织加工业的投入（化纤除外）。1978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只有5.36亿元，1979年8.07亿元，以后几年迅速增加，1980年为20.3亿元，1981年为25.24亿元。钱之光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每年召开全国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协调各方关系，抓质量、抓品种，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充分挖掘生产潜力，纺织工业生产得到不断发展。从1978年到1981年，纺织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达18%以上。1981年全国棉纱产量达到1763万件，比1978年增长33%。棉布产量1981年达到142.7亿米，比1978年增长29%。1981年全国人均棉布分得量为14.26米。与1976年相比较，在全国人口增长6.8%的情况下，人均棉布分得量增加4.8米。市场棉布供应不再短缺，而变得相当充裕。取消布票，实行敞开供应的条件逐步成熟。中国从1954年起对棉布实行票证供应的办法。采用这种办法，在供应不足的条件下，可以保证老百姓生活的最基本需要，防止不合理的分配和消费；但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限制和不便。许多年间，纺织系统从上到下，都在竭尽力量增产更多的纱布和各种纺织品，为敞开供应创造条件。70年代初期，有一次编制长期发展计划纲要时，曾打算把“取消布票，敞开供应”作为一个努力目标提出来；但是国务院一位领导表示，这个问题影响较大，等到条件更成熟后再提出来比较妥当。国家对这个目标的提出考虑得非常慎重。到了80年代前期，随着纺织品生产的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化纤纺织品的迅速发展，城乡市场纺织品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纺织品在总量上已经能够较好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1983年12月，根据纺织工业部和商业部的共同建议，国务院决定取消布票，棉布敞开供应。这是纺织工业在解决人民穿衣方面取得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成果。纺织品生产的迅速发展，不仅在数量上满足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且在品种、质量、花色方面也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人民的衣着越来越千姿百态，万紫千红，丰富多彩。正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国家计委原主任陈锦华在钱之光诞生100周年座谈会上所说：“现在我国人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用、行五个方面，穿的方面是解决得最好的。”我国人民千百年来所期盼的“丰衣”，终于在钱之光这一代人执政时期实现了。在钱之光的直接主持下，于70年代初先后开工建设的“四大化纤”项目即将陆续建成投产之际，1978年又着手组建第二批化纤工业基地。包括：年产53万吨聚酯的仪征化学纤维厂、年产18万吨涤纶纤维的上海石化总厂二期工程、年产帘子线1.2万吨的河南平顶山帘子布厂等项目。前两个项目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一度缓建，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建设。上海石化二期工程和仪征化纤第一分厂（年产涤纶纤维18万吨）在80年代先后建成投产。平顶山帘子布厂施工质量好，建设进度快，全部工程只用了18个月，是纺织系统70年代以来建设最快最好的项目。由于又有一大批化纤骨干项目建成投产，全国化纤生产能力大幅度增长。1976年全国化纤生产能力为25.8万吨；1981年增加到63.4万吨，增长了1.45倍，加上在建的第二批化纤工业基地，全国化纤生产能力已达100万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对化纤工业的发展非常关心，在70年代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就曾嘱咐钱之光，要求他把化纤生产搞到100万吨。这个目标不到十年就实现了。钱之光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大发展中国这一传统工业，为依托这一支柱产业解决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人民衣被甚少”问题，操劳了整整32年，其成果堪称辉煌：使中国成为世界纺织大国；使中国纺织工业成为率先跨入世界先进行列的产业部门之一；使人民群众衣被消费成了中国社会“衣、食、住、用、行”五大民生问题中解决得最早、最好的一大项；使纺织工业成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行业，成为中国实体经济中创造最多国际贸易顺差的一个部门。钱之光之所以被宋平誉为“经济大家”，实非偶然！
《钱之光传》编写组
吴鹤松 陈义方 张国和
薛庆时 王 烈 王福葱
（本文节选自《钱之光传》第十六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