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张迈建

    工资是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长期以来，我国私营企业员工的工资薪酬由企业老板决定，为老板打工的员工没有话语权。这件看似天经地义的事，在2003年却发生了一些变化。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首开工资集体协商先河，行业工会代表员工与老板面对面地谈判工资，员工工资的基数第一次以与企业老板相互协商的方式来确定。

    时间已经过去8年，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普遍存在“用工难”的今天，温岭的劳动工资集体协商还在继续吗？劳资关系用工资协商的办法调整还好使吗？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不久前专程到温岭对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了实地调查。

    “临时工”为工人代言

    2003年，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率先”吃螃蟹“，该镇羊毛衫行业工会与羊毛衫行业协会集体协商工资报酬，劳资双方共同确定当年羊毛衫行业各工种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价）。工资协商，一方是代表企业员工利益的工会，另一方是代表私营企业老板的行业自律组织，博弈双方背对背列出工价，面对面讨价还价，最终确定羊毛衫各工种最低工资标准，并以合同的形式确定下来。

        这一处理劳资关系泛制度化的做法，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包括国外和国内诸多学者、相关人士的广泛关注。为此，2008年，浙江省政府在温岭市召开了工资集体协商现场交流会，并把温岭经验在全省推广的有关情况呈报给国务院有关部门，温家宝总理就此作了重要批示。

    说起工资集体协商，不能不提一个人，那就是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陈福清，他是推动这项工资模式改革的亲历者。记者在去温岭的路上正巧撞见老陈，他正在接待浙江金华市总工会一行人。来者是专程到温岭考察工资协商情况的，准备取回“真经”到本地去“念”。

    老陈如数家珍地介绍了温岭几年来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一些情况。温岭市地处山区，地少人多。经过多年发展，当地羊毛衫行业已经有100多家企业，从业人员也达到了12000多人，形成了羊毛衫制品加工、羊毛衫辅料配套、市场营销、物流运输及相关产业链配套的羊毛衫产业集群。随着企业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劳动力成本“洼地”被填平，企业用工竞争变得愈发激烈，老板挖人和员工跳槽交织并存，劳资关系出现裂痕。“2002年，新河镇因为工资问题与业主发生纠纷上访的有120人，次数达到11起，五六人的上访是天天有。”谈起往事，老陈嗓门提高了不少，“由于各个企业间存在工资差价，员工就到给钱多的企业做工。员工跳槽，老板扣住员工身份证和工资不给，于是上访天天有，纠纷是家常饭，还发生了破坏机器、殴打老板等过激行为，影响了社会安定。”

    本来么，企业是老板注册的，设备是老板买的，工人是老板雇的，工资你老板说了不算，这可能吗？员工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凭什么一样的工种拿到的钱却不一样？如何解决政府头疼（保一方平安不出事）、老板发愁（员工跳槽影响企业生产订单）、员工无助（自己合法利益得不到保证）的矛盾？温岭市政府把这个难题交给了临危受命的陈福清。当时，老陈还是没有编制的“临时工”，为政府打工，为员工谋利。老陈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件关乎温岭羊毛衫行业12000名员工切身利益、维护社会安定的大事做好，“否则我就面临第二次下岗”。

    一张工序工价表

    陈福清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2010年新河镇羊毛衫行业编制羊毛衫工价一览表》。这张工价表，见证了温岭市几年来工资集体协商的成果和老陈的心血。为了绘制这张表，老陈几年中骑坏了三辆自行车，跑遍了温岭大大小小113家羊毛衫企业，个中的甜酸苦辣只有他最清楚。

    “那时见老板有三难——人难见、脸难看、事难办。”老陈说，“老板们不愿见我，见到我也诉苦。他们想不通，我就做工作。你要不赞成工资协商，你的员工都跑了，生产肯定受影响，最终受到损害的还是你嘛。工资理顺了，员工安心了，企业才能做好做大。”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沟通说服工作，老板们终于想通了，从躲着老陈到主动配合老陈，纷纷把自己企业羊毛衫加工每道工序价格的“底”告诉陈福清。

    “一件羊毛衫，有6大工种、72道工序，每个工序的工资价格要统计，100多家企业相同工序要取加权平均数，工作量非常大。我一个人搞，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把这张羊毛衫行业编制工序工价表绘制完成。”老陈拿出当年绘制的工价表底稿。记者发现，这张工价表所列的工价既专业又细致，每个工种、工序，工价是多少钱，都标得一清二楚。有的工价甚至精确到几厘、几分钱。由于工作做得细，羊毛衫工种的工价与实际情况出入不大，员工和老板协商分歧较少，劳资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的工价标准。有了这份工价表，工资协商就可以做到有据可依、有情可商，为顺利开展工资协商奠定了扎实基础。

    不久前，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硕士生林千翔专程到温岭市研究工资协商课题，完成毕业论文。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搜集了丰富的有关工资集体协商的材料，遍访企业老板和员工。他对记者说，劳资关系能否处理得体是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的一大难题。这张温岭羊毛衫行业各工种工价表，找到了市场供需关系的平衡点，为处理劳资关系提供了量化的依据。记者了解到，到今天，温岭市工资协商签字仪式已经进行了8轮，每年老陈都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制订新的工价表。靠这张工价表，企业计件员工工资的最低标准直观地反映出来，为工资协商铺平了道路。这张凝聚着老陈多年心血的工序工价表，为温岭市的工资协商改革，建立了一份科学的、有说服力的档案。

    探索工资协商的新机制

    工资到底谁说了算？怎样协调劳资关系，使这对矛盾统一体趋于和谐？这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各国探讨的话题。一些国外专家、学者不远万里来到温岭，想寻找一个满意的答案。温岭的工资协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处理业主与员工经济利益关系的系统工程。它的经验具有中国特色。由于市场发生了变化，工资定价的主动方，由原来的老板说了算，逐步变成老板与员工商量定。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纺织行业劳动密集型的用工制度和劳动力资源流动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企业对员工依存度逐步提高使然。工资协商的新机制，为解决这一新课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和路径。

    温岭市总工会小王讲了当地一家企业老板包飞机到云南招工的事，彰显“招工难”已经成为当地纺织服装企业的一大常态。而实施工资协商的企业，基本上没有员工跳槽的情况出现。现在不论到行业的哪个企业干活，只要工种工序一样，工资相差无几，员工跳槽的可能性非常小，这正是老板乐见的，也是老板能够接受工资协商的内因；加上政府推行这项工作的外因，温岭市工资协商顺利推进就顺理成章了。

     2009年美国波士顿大学一位博士来到中国，他对中国温岭市工资协商制的做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找到了“打开这把旧锁的钥匙”。德国一位学者曾问陈福清：“你们靠什么说服老板与工人谈判工资。要知道，在工人不罢工的情况下，老板涨工资是根本不可能的。”陈福清给这位学者的答案是：“我们靠共产党领导，靠政府支持。”的确，温岭市政府对这项工作是全力支持的。2004年6月、2005年5月，温岭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开展非公企业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大力推广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实施意见》。2008年3月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推进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等指导性文件，从组织领导、平等协商、民主管理、欠薪预警、监督检查和工资集体协商程序等方面加以规范，为建立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的长效机制奠定了基础。如政府为支持员工协商，每次开会协商工资耽误的工时和生产任务由政府埋单。“给参加协商误工的员工以适当补贴，政府实实在在为工资协商搭桥铺路。”老陈说。

    据了解，温岭每轮工资协商一般放在当年的8月份，此时正值羊毛衫行业生产用工旺季，企业老板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留住员工。这时候开展工资协商，占天时、地利之便，操作起来相对容易，劳资双方也容易达成一致。“过去可没有这么顺利。”老陈给记者讲了2003年第一轮工资协商签字仪式时发生的一个小插曲：经劳资双方协商确定的工价标准，到了该签字的最后关头，一个企业老板突然提出了“如果当年企业发生经营亏损，员工的工资就不能保证按工价支付”的不同意见。这个老板的话代表了部分企业经营主的顾虑。经过细致的工作，双方最终还是在协商书上签了字。“今年是第9轮工资集体协商，签字仪式虽然还没有进行，按老陈的估计，应当是顺利的。“这几年工资集体协商，劳资双方对工价的分歧不大，双方估价偏差不超过10%。”老陈说。温岭市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今年5月，该市已在羊毛衫、制鞋、帽业等16个行业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覆盖企业6100多家，惠及职工近40万人。

    工资协商还要磨合

    以对话代替对抗，通过劳资双方规范化的利益博弈，达到政府、企业、员工“三赢”，已被证明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记者在调查中也同样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温岭市南鉴村是制帽业的产业集群地，全村有300多家制帽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已经进行了3年。该村图涂丫制帽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各种夏帽、冬帽，产品内销、外贸兼营的中型企业。每年春节后到4月份为制帽旺季，该企业用工大致在100人左右。5月份虽然进入制帽行业淡季，但为了保证出口产品质量，厂里仍然安排70人做工。“几年前用工你说了算，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们拼命提高员工各方面的待遇，往往还是留不住人。”公司总经理戴永辉对记者诉苦道，“员工到处打听哪个企业工资高，有些小企业淡季不养工人，旺季拼命提高计件单价，挖走工人。”他算了一笔账，烫帽工种现在工资一天要150元，有些技术工人的工资更高，已经接近170~200元/天。

    对工资协商的看法，老板娘叶敏丹认为，吃亏的还是企业老板。她说：“我们招工时就明确了每道工序的工价，员工也是认可的。可员工跳槽，首先受损失的是企业。工厂倒闭了，员工可以到别的工厂干活，老板就破产了。”据了解，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普遍存在“用工难”的今天，温岭市一些私营企业对员工的管理难度增加。“现在的工人不好管理了，老板要看员工的脸色。”叶敏丹认为。

    工资协商作为一项改革，使员工工资有了保障，企业用工得到保证。但这项制度既要考虑员工利益，又要维系企业生存，关系不好摆。温岭市唐古拉服饰有限公司员工潘娇云在羊毛衫企业打工多年，她对工资协商的感触颇多。她认为，现在企业员工与老板已经绑在一起，工资协商肯定对员工有好处，“工资能按时足额拿到，我们做工就少了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