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纺织忆当年：周总理教导我写好新闻
时间：2015-02-04 20:55:44
我出生于吉林省舒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在村里放猪。共产党来了以后，我才得以上小学、念中学、考大学，靠人民助学金完成了学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
从放猪娃到高级记者
我工作的具体单位是新华社国内部政治民族组。这个组担负着党和国家重大政治和外事活动的报道。因此，我有较多机会参与采访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贵宾；有机会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人民一道庆祝“十一”国庆节和“五一”劳动节等盛大活动，能近在咫尺看到老一辈领袖们的光辉形象，领略一代伟人的风范。
有几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采访让我永生难忘。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神采奕奕，站在观礼台的前沿，向欢腾的人群招手致意。广场上百万群众载歌载舞，高呼口号，表达对领袖们的深情祝福和衷心热爱。普天同庆的热烈场面，令我心潮澎湃，激情满怀；但我知道此时此刻的天安门城楼，是全国亿万人民关注的焦点，也是全世界朋友们关注的中心。我的责任、我的使命告诉我，不能只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中，要认真负责，及时、准确、鲜明、生动地把天安门城楼上的盛况报道出去，让全国各民族同胞和首都人民一道分享节日庆典的快乐和幸福，让全世界的朋友们了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当时我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包括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人大常委委员、政协委员、各行各界知名人士、英雄模范人物在内的共计六七百人的大名单一一核实清楚，准确无误地报道出去。这个名单要经过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审定，内含很多政策信息，受到各方面的普遍关注。
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采访，让我经风雨见世面，政治思想、业务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8年，国家经委恢复成立，我由新华社调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从事经济调研工作，以后又转到国务院旅游办、纺织工业部工作。1993年，纺织工业部领导派我到中国纺织报社任社长，又回到了新闻队伍。1995年，全国新闻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授予我高级记者职称。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从一个放猪娃成长为一名高级记者。
聆听总理的教诲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王国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正在苏联访问，朗诺集团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动下发动政变，窃取了国家大权。3月19日，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随行的柬埔寨贵宾从莫斯科乘专机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西哈努克亲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次又是一次非正式访问，遵照亲王本人的意愿，外交礼仪上作了适当简化，机场上不组织欢迎群众，不检阅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长安大街上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我在采写西哈努克亲王到达北京这一重大新闻时，考虑外交礼仪简化多、考虑政治风云变化少；对柬埔寨政局变化会在不同国家引起怎样的反应，这些国家驻北京的外交代表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考虑得不够深入细致。初稿对各国驻华使节前往机场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只是按惯例简单提了一句。总理考虑到下面的同志可能对驻华使节是否到机场迎接的意义认识不深，新闻中如何处理可能做不到位，所以一到机场就明确指示：要把今天到机场迎接的各国使节、外交官和他们所代表国家的国名一一列出，登报发表，立此存照，以示支援。
这样处理在新华社送往迎来的新闻报道中从未有过，我思想上毫无准备，有些紧张，手忙脚乱。那时在北京设立大使馆的国家远没有现在多，当天有40多个国家驻中国的大使和外交官到机场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一一查证落实。新华社在新闻报道中依次列上这些国家的国名，播发到全国、全世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到机场迎接，说明许多国家在关注柬埔寨局势的发展，西哈努克亲王和他所领导的柬埔寨人民抗美救国斗争不是孤立的。西哈努克亲王受到巨大鼓舞，打消了当个寓公的念头，3月20日在北京发表声明指出：朗诺政权是反宪法、反人民的独裁政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捏造出来的。西哈努克表示有决心、有信心和柬埔寨人民一道取得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霸权。我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一重要的政策思想必须贯彻落实到有关外事新闻的报道中去。新华社在报道我国领导人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把“接见”改为“会见”就是为了贯彻这一政策。但对这一重大的政策性改变，开始我认识不深，理解不透。1970年7月13日，毛主席会见由贝当古部长率领的法国政府代表团，周总理参加了会见和谈话。我在写会见新闻稿时心想，我国最高领导人见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用“会见”比较妥当，但见一个外国政府部长率领的代表团用“接见”更好一些。于是写了“毛泽东主席接见由贝当古部长率领的法国政府代表团”。会见活动一结束，我就把新闻稿呈送总理审批。总理阅后指示：要把“接见”改为“会见”。“接见”有以上待下的含义，“会见”更显示出平等待人。总理还批评说：“你的思想被旧框框框住了，缺乏创新精神。”一时间我面红耳赤，深感内疚。我把这些向总编室领导作了汇报。从此，新华社在报道我国领导人见外国来访客人时，一律使用“会见”，再也没有使用过“接见”一词。
记得1970年9月30日晚，周总理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应邀参加招待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访的外国贵宾、我国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各行各界代表人士，名单要全部登报发表。招待会一边进行，我们就一边忙写招待会新闻稿。为争取时间，招待会一结束，我就把消息稿呈送总理审批。我当时心里很矛盾，一方面看到总理很劳累，一方面这样重要的新闻稿，没人审批把关发不了稿，只好硬着头皮送到总理手上。总理很体贴下面工作人员的难处，坐在沙发上，戴上老花镜，充当起新华社总编辑。老人家一字一句看得非常仔细，连标点符号都重新标注一次。总理发现我在消息稿中把一位参加招待会的运动员名字写错了，亲笔改正过来，还不放心，要我下去再核实一下。总理批评我说：“年轻人做事要细心、要认真，把人家的名字写错了，登在报上影响不好。”总理的批评让我悔愧难当，但也认识到这是极为难得的受教育机会。我一直把总理的教诲牢记在心里，作为指导工作、生活的座右铭。
含着眼泪采访唐山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北京也随之地动楼摇。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纷纷冲到楼下，互相议论着哪里地震了。我家离新华社不到5分钟路程。几分钟后国内部主任方实同志就跑来通知我：“你和张广友同志一道，马上出发去地震灾区采访。”我问他哪里地震了。他说：“现在还说不准，值班室往外打电话，天津以北锦州以南电话都打不通，估计是唐山、秦皇岛、北戴河一带，地震中心区要你们乘车去找。估计灾情很重，你们光写内参，由总社请示是否公开报道。”我赶紧跑到总社会同张广友同志和一位摄影记者乘车直奔天津。
车子刚进入天津市我们就看到有些大烟筒被震垮，一些高楼被震裂，人们纷纷挤到大街上避难。我们到了新华社天津分社，那里的同志说重灾区在北边，听说唐山一带很严重。我们穿过市区，奔向唐山。车子到宁河大桥，桥已震断，无法通过，我们只好绕道宝坻县。我们心里很急，但车子不敢开快。靠近唐山郊区，看到有汽车、马车、自行车、手推车往外运尸体。大约下午一点多钟，在一次次余震中车子进入了唐山市区。举目一望，我们都惊呆了，到处是残墙断壁，到处是砖头瓦砾，唐山成了一片废墟。全市看不到一座立着的房屋，人们都聚在平坦的空地上、马路上避难。有的陪伴着受伤的亲人，有的守护着已逝去的亲人，周围没有遮风挡雨的设备和用具。我们万万没想到唐山会破坏得如此严重、如此悲惨。
我们这辆车是震后第一辆进入唐山的外地汽车。人们看到车牌照，知道是从北京来的，就用手拍打着车窗问道：“这么强烈的地震，北京为什么不事先通知一下，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说实话，北京也没有人预先知道会发生这么大的地震。我们询问市委、市政府在哪里，人们说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按照群众的指点，我们在一辆停着的汽车上找到了“市政府”。一位头上绑着纱布的市政府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看到了，唐山没有了。”他介绍说，地震只有33秒钟，顷刻之间偌大的唐山市变成一片废墟。42万人口死伤大半，群众无水喝、无饭吃，缺医少药，困苦不堪。想到几十万同胞的生命瞬间被夺走，我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夺眶而出。
随后，我们到各处去采访，看到未受伤或伤势较轻的人，拼命在废墟下抢救亲人和财产，有些人在帮助邻里和街坊；郊区农民自发或有组织地进城救人。唐山当地驻军在地震中也受到很大损失，但许多官兵从地震废墟中爬起来，不顾自身安危，立即投入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战斗。距唐山较近的锦州、保定驻军星夜奔赴灾区，铁路震坏了，就乘汽车，公路震断了，就跑步前进，分别于28日夜里和29日凌晨赶到救灾现场。官兵们不顾长途急行军的疲劳，不惧怕频繁余震的危险，哪里最需要，就战斗在哪里。其中感人的事说不尽，写不完。从凌晨离开北京一直到深夜，我们没吃饭不觉饿，没喝水不知渴，心里只想着尽快把灾区的情况、群众的苦难和期盼写成内参，传回新华总社，报告党中央、国务院。夜深了，我们借着烛光把稿子写好。由于当地电话、电报都已无法使用，我们就请当地驻军协助，用北京军区内部电话传回总社。这是来自地震灾区的第一篇关于灾情的新闻报道。
党中央、国务院对唐山地震灾区人民极为关怀，很快就成立了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国抗震救灾工作。指挥部由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等领导同志组成，办公室设在人民大会堂。7月30日，我从唐山回到北京，被派到指挥部采访。指挥部政令统一、令行禁止、军地畅通，高效而迅速地调动各地部队、医疗队到灾区抗灾救人；高效而迅速地调动全国各地的物资、工程技术人员到唐山抗灾救灾；高效而迅速地调动飞机、火车、轮船运送灾区伤病员到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大型医院治疗养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省市自治区、各族人民纷纷向灾区伸出援助之手，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物资的出物资。
联想到近几年我们连续取得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的胜利，这充分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日益强大，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
作者简介：
栾忠信国资委纺织离退休干部局退休干部，曾任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中国纺织总会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纺织报社社长。
从放猪娃到高级记者
我工作的具体单位是新华社国内部政治民族组。这个组担负着党和国家重大政治和外事活动的报道。因此，我有较多机会参与采访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贵宾；有机会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人民一道庆祝“十一”国庆节和“五一”劳动节等盛大活动，能近在咫尺看到老一辈领袖们的光辉形象，领略一代伟人的风范。
有几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采访让我永生难忘。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神采奕奕，站在观礼台的前沿，向欢腾的人群招手致意。广场上百万群众载歌载舞，高呼口号，表达对领袖们的深情祝福和衷心热爱。普天同庆的热烈场面，令我心潮澎湃，激情满怀；但我知道此时此刻的天安门城楼，是全国亿万人民关注的焦点，也是全世界朋友们关注的中心。我的责任、我的使命告诉我，不能只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中，要认真负责，及时、准确、鲜明、生动地把天安门城楼上的盛况报道出去，让全国各民族同胞和首都人民一道分享节日庆典的快乐和幸福，让全世界的朋友们了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当时我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包括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人大常委委员、政协委员、各行各界知名人士、英雄模范人物在内的共计六七百人的大名单一一核实清楚，准确无误地报道出去。这个名单要经过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审定，内含很多政策信息，受到各方面的普遍关注。
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采访，让我经风雨见世面，政治思想、业务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8年，国家经委恢复成立，我由新华社调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从事经济调研工作，以后又转到国务院旅游办、纺织工业部工作。1993年，纺织工业部领导派我到中国纺织报社任社长，又回到了新闻队伍。1995年，全国新闻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授予我高级记者职称。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从一个放猪娃成长为一名高级记者。
聆听总理的教诲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王国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正在苏联访问，朗诺集团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动下发动政变，窃取了国家大权。3月19日，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随行的柬埔寨贵宾从莫斯科乘专机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西哈努克亲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次又是一次非正式访问，遵照亲王本人的意愿，外交礼仪上作了适当简化，机场上不组织欢迎群众，不检阅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长安大街上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我在采写西哈努克亲王到达北京这一重大新闻时，考虑外交礼仪简化多、考虑政治风云变化少；对柬埔寨政局变化会在不同国家引起怎样的反应，这些国家驻北京的外交代表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考虑得不够深入细致。初稿对各国驻华使节前往机场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只是按惯例简单提了一句。总理考虑到下面的同志可能对驻华使节是否到机场迎接的意义认识不深，新闻中如何处理可能做不到位，所以一到机场就明确指示：要把今天到机场迎接的各国使节、外交官和他们所代表国家的国名一一列出，登报发表，立此存照，以示支援。
这样处理在新华社送往迎来的新闻报道中从未有过，我思想上毫无准备，有些紧张，手忙脚乱。那时在北京设立大使馆的国家远没有现在多，当天有40多个国家驻中国的大使和外交官到机场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一一查证落实。新华社在新闻报道中依次列上这些国家的国名，播发到全国、全世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到机场迎接，说明许多国家在关注柬埔寨局势的发展，西哈努克亲王和他所领导的柬埔寨人民抗美救国斗争不是孤立的。西哈努克亲王受到巨大鼓舞，打消了当个寓公的念头，3月20日在北京发表声明指出：朗诺政权是反宪法、反人民的独裁政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捏造出来的。西哈努克表示有决心、有信心和柬埔寨人民一道取得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霸权。我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一重要的政策思想必须贯彻落实到有关外事新闻的报道中去。新华社在报道我国领导人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把“接见”改为“会见”就是为了贯彻这一政策。但对这一重大的政策性改变，开始我认识不深，理解不透。1970年7月13日，毛主席会见由贝当古部长率领的法国政府代表团，周总理参加了会见和谈话。我在写会见新闻稿时心想，我国最高领导人见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用“会见”比较妥当，但见一个外国政府部长率领的代表团用“接见”更好一些。于是写了“毛泽东主席接见由贝当古部长率领的法国政府代表团”。会见活动一结束，我就把新闻稿呈送总理审批。总理阅后指示：要把“接见”改为“会见”。“接见”有以上待下的含义，“会见”更显示出平等待人。总理还批评说：“你的思想被旧框框框住了，缺乏创新精神。”一时间我面红耳赤，深感内疚。我把这些向总编室领导作了汇报。从此，新华社在报道我国领导人见外国来访客人时，一律使用“会见”，再也没有使用过“接见”一词。
记得1970年9月30日晚，周总理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应邀参加招待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访的外国贵宾、我国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各行各界代表人士，名单要全部登报发表。招待会一边进行，我们就一边忙写招待会新闻稿。为争取时间，招待会一结束，我就把消息稿呈送总理审批。我当时心里很矛盾，一方面看到总理很劳累，一方面这样重要的新闻稿，没人审批把关发不了稿，只好硬着头皮送到总理手上。总理很体贴下面工作人员的难处，坐在沙发上，戴上老花镜，充当起新华社总编辑。老人家一字一句看得非常仔细，连标点符号都重新标注一次。总理发现我在消息稿中把一位参加招待会的运动员名字写错了，亲笔改正过来，还不放心，要我下去再核实一下。总理批评我说：“年轻人做事要细心、要认真，把人家的名字写错了，登在报上影响不好。”总理的批评让我悔愧难当，但也认识到这是极为难得的受教育机会。我一直把总理的教诲牢记在心里，作为指导工作、生活的座右铭。
含着眼泪采访唐山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北京也随之地动楼摇。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纷纷冲到楼下，互相议论着哪里地震了。我家离新华社不到5分钟路程。几分钟后国内部主任方实同志就跑来通知我：“你和张广友同志一道，马上出发去地震灾区采访。”我问他哪里地震了。他说：“现在还说不准，值班室往外打电话，天津以北锦州以南电话都打不通，估计是唐山、秦皇岛、北戴河一带，地震中心区要你们乘车去找。估计灾情很重，你们光写内参，由总社请示是否公开报道。”我赶紧跑到总社会同张广友同志和一位摄影记者乘车直奔天津。
车子刚进入天津市我们就看到有些大烟筒被震垮，一些高楼被震裂，人们纷纷挤到大街上避难。我们到了新华社天津分社，那里的同志说重灾区在北边，听说唐山一带很严重。我们穿过市区，奔向唐山。车子到宁河大桥，桥已震断，无法通过，我们只好绕道宝坻县。我们心里很急，但车子不敢开快。靠近唐山郊区，看到有汽车、马车、自行车、手推车往外运尸体。大约下午一点多钟，在一次次余震中车子进入了唐山市区。举目一望，我们都惊呆了，到处是残墙断壁，到处是砖头瓦砾，唐山成了一片废墟。全市看不到一座立着的房屋，人们都聚在平坦的空地上、马路上避难。有的陪伴着受伤的亲人，有的守护着已逝去的亲人，周围没有遮风挡雨的设备和用具。我们万万没想到唐山会破坏得如此严重、如此悲惨。
我们这辆车是震后第一辆进入唐山的外地汽车。人们看到车牌照，知道是从北京来的，就用手拍打着车窗问道：“这么强烈的地震，北京为什么不事先通知一下，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说实话，北京也没有人预先知道会发生这么大的地震。我们询问市委、市政府在哪里，人们说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按照群众的指点，我们在一辆停着的汽车上找到了“市政府”。一位头上绑着纱布的市政府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看到了，唐山没有了。”他介绍说，地震只有33秒钟，顷刻之间偌大的唐山市变成一片废墟。42万人口死伤大半，群众无水喝、无饭吃，缺医少药，困苦不堪。想到几十万同胞的生命瞬间被夺走，我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夺眶而出。
随后，我们到各处去采访，看到未受伤或伤势较轻的人，拼命在废墟下抢救亲人和财产，有些人在帮助邻里和街坊；郊区农民自发或有组织地进城救人。唐山当地驻军在地震中也受到很大损失，但许多官兵从地震废墟中爬起来，不顾自身安危，立即投入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战斗。距唐山较近的锦州、保定驻军星夜奔赴灾区，铁路震坏了，就乘汽车，公路震断了，就跑步前进，分别于28日夜里和29日凌晨赶到救灾现场。官兵们不顾长途急行军的疲劳，不惧怕频繁余震的危险，哪里最需要，就战斗在哪里。其中感人的事说不尽，写不完。从凌晨离开北京一直到深夜，我们没吃饭不觉饿，没喝水不知渴，心里只想着尽快把灾区的情况、群众的苦难和期盼写成内参，传回新华总社，报告党中央、国务院。夜深了，我们借着烛光把稿子写好。由于当地电话、电报都已无法使用，我们就请当地驻军协助，用北京军区内部电话传回总社。这是来自地震灾区的第一篇关于灾情的新闻报道。
党中央、国务院对唐山地震灾区人民极为关怀，很快就成立了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国抗震救灾工作。指挥部由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等领导同志组成，办公室设在人民大会堂。7月30日，我从唐山回到北京，被派到指挥部采访。指挥部政令统一、令行禁止、军地畅通，高效而迅速地调动各地部队、医疗队到灾区抗灾救人；高效而迅速地调动全国各地的物资、工程技术人员到唐山抗灾救灾；高效而迅速地调动飞机、火车、轮船运送灾区伤病员到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大型医院治疗养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省市自治区、各族人民纷纷向灾区伸出援助之手，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物资的出物资。
联想到近几年我们连续取得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的胜利，这充分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日益强大，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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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忠信国资委纺织离退休干部局退休干部，曾任纺织工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中国纺织总会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纺织报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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